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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目人学习汉文化和通婚之间的关系自然也能说明这一历史问题。元代北庭人拜降的事例就比较典型。拜降的父亲忽都是个英勇过人的武将，跟从世祖南征时，已经年近71，但他仍然“每率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数十疮，战功居多。徙居大名路清丰县。”当忽都去世时，拜降才出生数月，母亲是汉人徐氏，对他严厉管教，送他接受汉式教育。直到后来，拜降居官颇有声誉，徐氏高兴地说：“有子如是，吾死可暝目矣”。当母亲归天时，拜降奔丧于杭。（由此可以推测拜降已定家居于杭州），在整个行丧期间，他居丧尽礼。（注：《元史》卷131，《拜降传》。）如果说，拜降的父亲忽都还是一介武夫，到他时却从师汉儒，居丧有仪制，表现出汉化的特征，其间不过两代人，母亲徐氏的影响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晚年拜降“所至率招师训诸子，晚自号‘德斋’”。在这种家庭的作用下，拜降的儿子貌罕真也“习儒业”，（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谥贞惠玉吕伯里公神道碑铭》。）整个的家庭都已经汉化。还有西夏人何伯翰的身世也与此有一致性。他的祖先是西夏人，父亲“益怜质班早丧，翰生五岁依舅氏，因以母姓之。”何伯翰的母亲“素贤，通文史。既寡，以节自誓，教翰有法：“日出就外传，夜归课其业。”在母亲的督责教导下，何伯翰接受儒学培养，16岁上跟随铁崖先生杨维桢学习，成为一个“通春秋五传，毛氏诗，尤长于易”的汉式儒生。并于至正19年（1359年）中江浙行省乡试。（注：杨维桢：《东维子集》卷8，《送何生序》。）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著名元代的色目诗人丁鹤年，身世相当奇特。虽然幼年他寓居武汉，但30多岁以后，基本上隐居海上，和名士戴良等人来往频繁，互为知己。他本是回回人，却以儒存，以后又由儒而佛的面貌出现。他的曾祖阿老丁和叔曾祖乌马儿是元初的巨商，因资助成吉思汗西征得官，他本人以文知名，入《明史·文苑传》。陈垣先生在《西域人华化考》中详细考察了他的儒化及其事迹。究其根本原因，他的变化和通婚是有相当关系的。乌斯道的《丁孝子传》记载丁鹤年：“年十七而通诗、书、礼三经。豫章周怀孝，楚大儒，时寓武昌，执经问难者比肩立，然独器重鹤年，且欲同归豫章，而妻以爱女。鹤年以母老，诸兄皆千里外，无他兄弟备养，辞不行。母闻而遣之，鹤年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学为孝耳。今舍晨昏之养，而从师远游，人其谓斯何？’明年，淮兵渡江袭武昌。鹤年奉母夫人以行，所在艰阻，三阅月始达镇江，菽水不给，虽痤贩贱业，骑射卑职，皆趋为之不问。”（注：杨维桢：《东维子集》卷1，《送三士会试京师序》。）“及夫人损馆舍……盐酪不入口者五年。”（注：戴良：《九灵山房集》卷19，《高士传》。）让大诗人如此牵挂的母亲就是汉人冯氏，诗人本身精通儒学，侍母极孝，当然汉化已深。就在这个家庭中，诗人的妹妹丁月娥也“少聪慧静幽。诸伯皆明经，工举子业，随而诵说，通奥义。及长，归通甫。”（注：乌斯道：《春草斋集》卷7，《丁孝子传》。）从这段描述中不难推测，月娥姑娘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成年后，嫁与芜湖汉人葛通甫为妻。以后，在农民起义中，与家族中女眷及女儿赴水而死，人筑十女坟以纪念她，丁鹤年也于坟上树碑。因此，在这个家庭中又是两代人通婚于汉族，形成了一个汉化颇深的家庭。元代定居在钱塘一带的西域人浦氏一家的汉化过程也可说明汉化和通婚紧密相连。他们家族系阿鲁温人，祖父道吾“中顺大夫同知温洲路总管。”因宦在杭而居于钱塘，父亲剌哲娶汉人聂氏为妻，溥博“情性颖悟，父与母聂夫人训之尤笃，去从名师传，通诗毛氏笺，而折衷以朱吕之传，发为文辞其光烨然也。”（注：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峦坡后集》卷7，《西域浦氏定姓碑文》。）（注：乌斯道：《春草斋集》卷7，《丁孝子传》附《月娥传》。）终于中至正壬寅江浙乡试。溥博本人中乡试，父母都对他进行了训导，母亲作为汉人肯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溥博后来定以“浦氏”作为姓氏，娶萧山女子沙氏为妻完全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