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英（中国历史博物馆）
        关于文明的起源，许多专家都主张以城市、青铜器、文字和大型的礼仪建筑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这从方法论上说是可以遵循的。礼仪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重要。
        中国古代是在基本保留氏族结构的情况下进入文明社会的，因此，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在政治架构上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夏后氏和殷王朝“用国为姓”、“以国为姓”、“赐土姓”，都反映了血缘结构关系的遗留。商周的宗法制度实质上是父家长大家族为基础的氏族制度在贵族阶级内部的改造形态，这也是商周礼乐制度的内核。
        关于中国文明形成和确立的时代，学者的意见分歧很大。我以为这里一定要注意两个问题：1.文明的缘起和文明的形成是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文明的形成是文明因素的积累和质变。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其重要的标识和特点，这里既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不能把二者统而论之。2.以田野考古的成绩重建中国古史体系，是科学建立中国古史体系的基础，但也要重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结合，注重用“双重证据”立论。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明社会的形成，或者说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变革。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形成的实质是国家的起源和形成，因此，我个人更倾向于使用“国家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概念。国家起源与国家形成紧密联系，但它们是不可以等而视之的两个概念。国家起源是从国家诸要素的发生到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国家形成则是国家的真正出现，标志着国家阶段的开始。
        国家的本质是社会的分层、公共权力的产生、各社会阶层之间及各自内部强制性社会秩序的建立。国家诸要素的发生和发展，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为基础的，并通过一定的物化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考古学是国家起源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学术界之所以把诸如城市、文字、冶金术等作为文明要素进行国家起源和形成的探究，其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是国家要素的物化形式。因此，我们的视野不必仅仅局限于“三要素”抑或是“四要素”上，而是有必要拓展到物质文化遗存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分析和研究，尤其应根据我国史前文化演进和古代国家的特点，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国家要素的物化形式，从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我国国家的起源和形成逐步加以阐明。在我看来，如果说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的文化遗存，那么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国家的真正形成。
        国家起源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和结合。就目前来说，究明早期城址的内涵和性质，寻找早期的王陵和文字，是考古学的首要任务；我国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的特点，环境、战争、贸易、宗教等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中外国家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态比较等的考古学研究，也都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作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一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如何起源与形成的？在其起源与形成过程中，黄河中游地区的古代文化曾发挥怎样的作用？黄河中游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的文化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文明在中原地区形成以后对周边地区文化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上述问题是研究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纵观夏商文明的诸文化要素，可以发现，这些要素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黄河中游地区“土生土长”，而是首先出现于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之中，后来被中原地区的文化所吸收。如玉琮、玉璧和动物形玉器，白陶、印纹陶和原始瓷、兽面纹饰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如百川归海，汇聚于中原，与一些源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一道，共同形成了夏商文明。
        夏王朝建立后，特别是继其后而出现的商王朝时期，汇聚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中原地区的文化得到高度发展，形成文明的中心。青铜的冶炼，青铜礼器、兵器及玉戈、玉刀、玉戚、牙璋等礼仪用玉器的制造与使用，陶鬲、斝等三足器的使用，以及严格的等级制度等先进的文化因素，随着夏商王朝势力的扩张而向四周传播、辐射，从而极大地促进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程来看，夏王朝建立前主要是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夏王朝建立以后，中原地区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夏商王朝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及其他先进的文化因素向四周辐射；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中原夏商文化对周边文化因素的吸收。从这个角度来看，汇聚和辐射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主要模式。探索这一模式形成的背景、原因、机制和动力是今后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