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连续”演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断裂”。
        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在燕辽地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等广大地域曾出现若干高度发达、有显著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这些处于国家化进程中的史前文化或初期文明，在代表初步统一的中原王朝文明的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前即相继“夭折”。这种文化上的中断或可称为“文明的断裂”。这些文化共同体在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若干文明要素为中原文明所吸收，它们只是为中原王朝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养分，而不是其直接的前身。因而，对这种作用的评价不应过分拔高。
        如果说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那么应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应是多元的，而最早的国家、文明社会的形成则是一体的。具体说，处于文明化或国家化进程中的仰韶与龙山时代，是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作用刺激的时期，或可称为“多元的古国文明”时期；而文明社会的正式形成，依据现有材料，是始于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初步统一的中原王朝国家，这一阶段或可称为“一体的王朝文明”时期。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这两大阶段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断裂”现象，因此，不能认为中国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国家的形成是一种直接演进的过程。
        戴向明（中国历史博物馆）
        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仍然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加以深究。
        1.对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内涵及产生的标志，尚颇多歧义。文明起源诸要素说遭到众多非议之后，许多人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对此仍可设问：文明的出现就意味着国家的诞生吗？在前国家社会就不可能出现文明吗？我以为，文明是对人类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高度繁荣发展状态的一种综合概括，而国家是专指政治结构而言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们是有联系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此，若要重新界定早期文明的本质特征及标志，只有从世界上诸原生文明中去概括总结。
        2.20世纪60年代塞维斯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经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个阶段的理论，影响颇大。即便我们不冒然将这一理论视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则，但它至少提示在氏族部落社会和国家社会之间还可能存在着一个过渡性的复杂社会。而酋邦和国家在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只在于政治权利结构方面。所以从理论上讲，文明既可以出现在国家阶段，也可以形成于酋邦或其他形态的复杂社会阶段。依照上述认识，在公元前3500～前2000年，中国大地上应该存在着若干具有不同模式和形成机制的区域文明；至于是否已经产生了国家，何时何地出现了早期国家，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这涉及到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形态划分的重大课题。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应该从人类进行食物生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探索食物生产出现以来的一切发明与创造；而探索中国文明化进程，则应从社会出现分层分化的现象开始，大致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约距今6000年。
        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以前的各种文明因素的遗存，表明中国文明化进程出现较早。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亦即建立了国家这一政治实体，考古学上目前能够说得比较清楚的、我国进入了文明社会的最早个案，仍然是二里头文化。
        由二里头文化向前追溯，目前从考古学上可划作一个发展阶段开始的界线，大概是公元前2600年前后，即龙山时代的开始。这时期逐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趋同现象。从考古学上看，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应是始于公元前2600年前后。在这时期，在黄河下游正经历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在江汉地区正经历着屈家岭文化向石家河文化的转变，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则开始了良渚文化第二个高峰发展时期。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大体是同步的，而各自的特征则有所区别。这充分表明，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但是，各地区文明化程度最高的是中原地区。
        龙山时代应是夏商周文明的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特点，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影响深远。我个人认为中国文明的诞生应在龙山时代，但目前对这时期的各个个案的考古学研究，尤其在“王室”文化因素等关键性素材方面，还不能说的很清楚，这也就是需要对此进行深入探索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