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世界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与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讨论比较，可以发现，在中国，是考古发现远远走在理论的前面，在西方，则是理论突破推动实证研究。更有一个大的区别是，总体上，西方世界的讨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范围内进行的，我们在起源问题上的工作，却是相当孤立地进行的。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是一个需要国际学术背景的课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近几十年国外新的理论，同样需要了解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否则容易形成闭门造车的局面。
        比如，王和先生刚刚提到，夏启的世袭不能作为中国国家开始的标志，十分有道理。国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世袭制早在游团阶段就有发现，在酋邦阶段更是广泛存在。又比如，斯巴达国家根本就没有城市。印加是一个巨大的帝国，人口一度达到数百万，这个国家却没有使用文字。
        关于阶级与国家起源的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塞维斯认为国家的起源与阶级无关，王和先生刚刚提到，凉山彝族奴隶相当发达，却无国家产生，这一现象就需要认真探讨。又比如，传统观点认为，阶级关系首先是在一个社会内部产生的，而廖学盛先生研究希腊罗马早期社会之后却证明，早期的奴隶主要来自于血缘关系之外。由此是否足以推论，如果阶级的确是国家起源的基础，那么，早期国家产生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一个社会内部的斗争，而是来自于一个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支持。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形态，也有一个重要问题，常常有人将大型建筑视作中国专制政治的标志物。可是，如何解释阿兹特克的大型建筑与非专制政治并存的现象呢？
        这类问题还可以提出不少。总之，我以为，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比较研究的课题，不能孤立地进行探讨。
        李季（中国历史博物馆）
        考古学家对于史前的人类文化难以直接运用古代文献的话语去梳理，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一直在使用自己的语言编译系统，另外构筑了一套逻辑运算关系。例如，由不同遗址出土的遗物（特别是陶器）和遗迹的型式与组合所界定考古学文化，还可细分为考古学文化类型或者归并为考古学文化区。这种系统是为考古学遗存的归纳演绎而量身度作的，只是学者研究的工具。这种虚拟的逻辑系统侧重顾及对考古材料的适配性，权且搁置了从历史层面的再解释，所以缺乏公众的解读性。
        现在，这个系统的末端与文献明确记载的“国”或族等概念的对接的问题得到了学界有限度共识，例如，考古学的二里头文化与关于夏的记录有吻合的部分。但是，当两者的接口不能令人满意或信服时，有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公认的、传统的古文献的“底线”不允许非法“通过”的命题。那么，作为无权合法对接的那部分考古学的系统，是继续自说自话，还是削足适履？既然是“史前史”，就注定了相当程度的非文献性，虽然大家都坚信文献的追溯决不会捕风捉影。其实，即使是在历史时期，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不合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到底应该修改哪个呢？
        董琦（中国历史博物馆）
        在新石器末期的中原地区，率先发生国家进程的演化，相继诞生了夏王朝、商王朝和周王朝，史称三代。成为中国早期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的探索是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现而推进的。不少考古学家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观察，把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统治地域作等同对待，认为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均是统一的中央王朝。其实，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有很复杂的原因，它可能是政治实体扩张的结果，也可能是族群大迁徙的反映，还可能是文化因素的传播，与王朝统治地域不能等同对待。中国早期国家从原始社会直接演化而来，处在发生国家进程的最初一些阶段，远未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只是邦国林立中的姣姣者。
        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以下四个方面应特别引起关注：1.夏商西周时期，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考古发掘出土的数以万计的三代青铜器，渗透到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青铜时代”成为三代文化特质的代名词。2.井田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讨论的话题，因为它涉及到夏商西周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决定三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以至三代社会的性质。3.夏商西周时期井田制的确立与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奠定了三代王朝封建社会的基础。4.夏商时期巫史文化的兴起，西周时期礼乐文化的形成，构成了三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特质。
        编后记：作为新版《中国通史陈列》学术研讨系列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编辑部、《历史研究》编辑部、《文物》编辑部于2000年7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近30位学者围绕中国文明形成的基本要素、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进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等问题，以及未来《中国通史陈列》对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阶段适当的表现形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故宫博物院张忠培教授、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等到会致辞。这里刊登的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集的与会学者会后整理的发言要点（未提交发言要点整理稿者未能收入），按当时发言先后为序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