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女真官学
        女真官学有女真字学、女真国子学、太学及府学。
        （1）女真字学。顾名思义，女真字学是教授女真文字的学校。金朝在前半期学习和运用汉字和契丹字，吸收汉文化和契丹文化。在金太祖阿骨打建国之初，天辅三年（1119年）创造并颁行了女真大字。这种文字是女真族著名学者完颜希尹创造的。在创作中，他特别参考了汉字楷书的特点和契丹字的特点。
        后来，在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金朝又仿照契丹字和汉字的偏旁创造了女真小字。女真小字在以后流行较广。完颜希尹创制女真大字后，金朝就设学校教授。最初女真字学设于京师，太宗天会年间，金廷召耶鲁（女真字创造者之一）赴京师教授，并“选诸路女直字学生送京师”（注：《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除京师以外，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也都设立了女真字学。学习女真字的大部分为女真人，但也有少数汉人。
        （2）女真国子学、太学及府学。在金朝世宗统治时期，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统治阶级更需人才。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诏以女直字译书籍”（注：《金史》卷99《徒单镒传》。），女真学生开始学习经史。金时在猛安、谋克内挑选学生，“诸路至三千人”（注：《金史》卷51《选举志一》。）。大定九年（1169年），又选其优秀者百人送京师，由名师温迪罕缔达教授。大定十二年（1172年），世宗又诏温迪罕缔达教授诗、策等文体。在此基础上，大定十三年（1173年）“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注：《金史》卷51《选举志一》。）。女真府学共22处，在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等地。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又建女真太学。
        4.专科官学
        所谓金朝专科官学，即金朝专科学校，主要有医学和天文学。《金史·选举志》记载：“凡医学十科，大兴府学生三十人，京府二十人，散府节镇十六人，防御州十人，每月试疑难，以所对优劣加以惩劝。三年一次试诸太医，虽不系学生，亦听试补。”（注：《金史》卷51《选举志一》。）在金朝政府的百官设置中就有“天文科”，其中女真人和汉人各六人。这些人就是从天文专科学校学生中选出，经过一定程序而被录用的（注：《金史》卷56《百官志二》。）。
        5.非正规教育机构
        除上述各学之外，金朝出现了一种社会教育设施--庙学。金朝和辽朝一样尊奉孔子，并在孔庙所在地设学从事教学活动。据《金史·章宗本纪》记载，明昌元年（1190年）三月“辛巳，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注：《金史》卷9《章宗纪一》。）；“泰和四年（1204年）二月癸丑，诏刺吏、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注：《金史》卷12《章宗纪四》。）在此明确提出了“庙学”的概念。可惜的是《金史》中没有对庙学的详细记载，而且历来学校都与孔庙很近，所以还不能肯定庙学和地方郡县学是否为同一事物。
        庙学，除学生外，民家子弟也可以旁听，类似佛教“俗讲”的教育形式。庙学主要宣传儒学的基本道德伦理学说，它与普通官学相比较，其特点是并非常年进行系统教育，而是以祭奠为中心进行暂时性的教育。有如今天的讲座和讲习班等形式，可算是一种短期的、经常性的、面向地方群众的教育。庙学对金朝提高各族人民、特别是女真人的道德礼法观念以及稳定社会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6.私学
        所谓私学即私家所设置的学校。金朝私学比辽朝有较大的发展。金朝统治者不仅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对其他各族知识分子，如女真族知识分子、契丹族知识分子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在金朝仍以官学为主体，在教育中起主导作用，然而数量有限，不能充分满足地主阶级子弟入学的需求，因此才有众多的私学出现。
        据《金史·赤盏晖传》记载：“宋州旧无学，晖为营建学舍，劝督生徒，肄业者复其身，人劝趋之。属县民家奴王夔者，尝业进士，晖以钱五十万赎之，使卒其业，夔后至显官。”（注：《金史》卷80《赤盏晖传》。）赤盏晖之子师直，因得益于家学，后来也登进士第。
        《金史·路伯达传》记载，路伯达“尝使宋回，献所得金二百五十两、银一千两以助边，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诚，赠太中大夫，仍以金银还之，傅泣请，弗许。傅以伯达尝修冀州学，乃市信都、枣强田以赡学，有司具以闻，上贤之，赐号‘成德夫人’。”（注：《金史》卷96《路伯达传》。）二子路铎、路钧均为当朝名人，路钧为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
        《金史·高霖传》记载：“高霖字子约，东平人，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调符离主簿。”“以父忧还乡里，教授生徒，恒数百人。”（注：《金史》卷104《高霖传》。）
        《金史·萧永祺传》记载：萧永祺“少好学，通契丹大小字，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注：《金史》卷125《萧永祺传》。）《金史·胡砺传》记载：“胡砺，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学……韩昉见而异之，使赋诗以见志，砺操笔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馆置门下，使与其子处，同教育之，自是学业日进。”（注：《金史》卷125《胡砺传》。）后胡砺在天会十年（1132年）举进士第一，任定州观察判官。“定之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尝以百数，砺督教不倦，经指授者悉为场屋上游，称其程文为‘元化格’。”（注：胡砺，字元化，故称“元化格”。）《金史·麻九畴传》记载：麻九畴少有“神童”之誉，后“以古学自力，博通“五经”，于《易》、《春秋》为尤长，兴定末，试开封府，词赋第二，经义第一。再试南省，复然。声誉大振，虽妇人小儿皆知其名。及廷试，以误绌，士论惜之。已而，隐居不为科举计。正大初，门人王说、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问之，乃知尝师九畴。”（注：《金史》卷126《麻九畴传》。）《金史·王去非传》记载：王去非“尝就举，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织以给伏腊。家居教授，束修有余辄分惠人。”（注：《金史》卷127《王去非传》。）《金史·赵质传》记载：“赵质字景道，辽相思温之裔。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注：《金史》卷127《赵质传》。）《金史·杜时升传》记载：“杜时升，字进之，霸州信安人。博学知天文，不肯仕进。”后来，他“隐居嵩、洛山中，从学者甚众。大抵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时升始。”（注：《金史》卷127《杜时升传》。）《金史·薛继先传》记载：“薛继先，字曼卿。南渡后，隐居洛西山中，课童子读书。”（注：《金史》卷127《薛继先传》。）《金史·高仲振传》记载：高仲振挈妻子入嵩山，“博极群书，尤深《易》、《皇极经世》学”（注：《金史》卷127《高仲振传》。）。张潜、王汝梅等人均为其学生。后来王汝梅亦“隐居不仕”，居家教授经学和法学，成为当时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注：《金史》卷127《张潜传》、《王汝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