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朝科举制度考试内容
        特别值得一提的，金朝科举的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及录取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做法，并有所创新。如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曾下令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以及荀、杨、老子内出题，这就把辽、宋科举考试内容范围大大地扩展了。把单纯从“四书”、“五经”中寻找答案扩大到经史百家之言，并且还要在题下注其本传。这不仅是对辽、宋科举旧制的一个发展，而且也促进考生广泛阅读，开阔眼界，对考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昌三年（1192年）二月诏谕有司：“进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勿限人数。”明昌四年（1193年）十二月又诏有司“会试毋限人数”（注：《金史》卷9《章宗纪一》。），扩大了录取名额。章宗时多次放进士6名，宣宗时常放进士10余人，到哀宗时进士人数则从十几名到50多名，数额大大增加。
        金朝科举除设“常科”之外，还设有“宏词科”等特科和武举，这点与辽代科举不同。特科即制举，“以待非常之士”（注：《金史》卷51《选举志一》。），是常科的补充形式。武举始设于金熙宗皇统年间，分府试、省试两级和上、中、下三等（注：《金史》卷51《选举志一》。）。《金史·章宗本纪》也记载，承安五年（1200年），朝廷“定策论进士及承荫人试弓箭格”。这充分说明金朝统治阶级对军事人才的需求及其游牧民族传统的特点，这比唐、宋及辽代均有独到之处。
        金朝在科举设科上，颇具自己的特色。金世宗初设女真进士科时曾有犹豫：“‘女真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丞相（完颜）守道曰：‘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今令译经教天下，行久之，亦可同汉人文章矣。’”（注：《金史》卷51《选举志一》。）由于设立女真进士科，使金朝出现了不少精通汉文和女真文的少数民族学者，促进了金朝文教事业的发展，也使金朝统治者感觉到，有了本民族的选士制度，可为巩固其统治提供可靠的人才保证。女真进士科的设立，在中国科举史上第一次给少数民族以相应的地位，其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金朝科举制中还增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考试项目--试弓箭。金朝统治阶级为了振作女真人的尚武精神，决定策论进士加试弓箭。据记载，所试弓箭并不太难，大约射10箭中2箭即可中选；但是，若射未中选，就要失去考试机会。
        金朝统治阶级设立科举制度，笼络知识分子维护统治，巩固政权，同时在实施科举制度过程中，不断提高认识，逐渐发展，金朝科举制度也日趋完善。
        （三）金朝科举制度的利弊
        金朝通过科举制度，选中了一批优秀者到各级机关任职，为促进金朝的强盛和稳定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金世宗大定年间和章宗明昌年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是与这些人才所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的。金朝科举制度虽对其政治、文化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但也存在着很多弊端。
        其一，科举场上出现了营私舞弊现象。虽然金朝屡次强调宁缺勿滥，金世宗大定九年（1161年）曾规定：“求仕官勿入权门，违者追一官降除，有所馈献而受之者，奏之。”（注：《金史》卷54《选举志四》。）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也规定，官吏所保举的人才，必须要名实相符；若名实不符或有受贿现象，则要降官或受罚（注：《金史》卷54《选举志四》。）。《金史·术虎高琪传》记载，宣宗时曾规定，凡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要处以刑罚。但是，在当时的条件和文化背景之下，终究还有“滥举”以及营私舞弊现象，甚至出现朝廷允许的以钱财买举人头衔、纳钱就试的现象。后因孙德渊上奏亟谏，“此大伤名教”才被阻止（注：《金史》卷128《孙德渊传》。）。到金末哀宗时，金朝索性明确规定：“许卖官，及许买进士第。”（注：《金史》卷17《哀宗纪上》。）科举制度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成为官僚地主阶级的入仕捷径，对一般知识分子已没有多大作用了。
        其二，金朝科举考试本身也逐渐僵化。虽然考试科目涉及较广，但考试标准死板，对有创见有才华的考卷，时人多持非议，而呆读死记、背会答案的却认为不错。《金史·赵秉文传》记载，金宣宗贞佑初年，“文坛盟主”赵秉文在主持科举省试时，“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诉于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做诗谤之，久之方息。俄而献能复中宏词，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注：《金史》卷110《赵秉文传》。）
        其三，金朝科举制度的弊端对以后的元、明、清各代科举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如元代的科举考试内容被官方禁锢在《四书集注》之中，极大地限制了文人举子的思想，影响了教育及学术空气的活跃。
        金朝科举制度培养了人才，也促进了金朝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金朝各族人民文化水平，尤其是对改变女真族的经济、文化落后面貌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