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人们甚至还通过对“国初”事迹的追述进一步说明这种“富贵不终朝”的道理 ：
        国初，宋瑄、张璧二万户，以通海运功，太祖宠之。诏赐钞印，令自造行用，是以富倍王 室。及事败，死于京。有僧以诗吊之云：“祸有胎兮福有基，谁人识破这危机？酒酣吴地花 方笑，梦断燕山草正肥；敌国富来犹未足，全家破后始知非；春风只有门前柳，依旧双双燕 子飞。”（注：俞弁《山樵暇语》卷八；转自谢国桢前揭书，第338页。）
        由怯于露富进而过渡到对拥有财富的担忧、恐惧，并从这里引出对生存智慧的种种警示， 应该说，时人心态上的这一发展线索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或者说，后者是对加强了的前者 的合乎逻辑的衍展。而且，这一衍展最终竟然还使人们将拥有财富以及享受豪华生活与罪恶 联系了起来，这种违反常识的观念在当时的流行，益发反映了时人对怯于露富这一生存智慧 的执守。《大红袍全传》第三十四回《访查赴任要捕土豪》就有如下表述：
        济南府历城县，有一富户姓刘名东雄，富甲一邑，……广有田地，骡马成群。自己却建了 一所庄院，离着县城五里，其中仓廒库房俱备，……娶有十数个美妾……有一十余个恶仆， 分管各处租业亭园，计每年征银六十五万外，其余放债各项批货，诸罪笔难尽矣。（注：转自黄冕堂《明史管见》，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281页。）
        从以上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刘东雄充其量也就是财产多、生活豪华（说生活放荡似也不 为过），但这些都与罪恶风马牛不相及；原作者之所以要说他“诸罪笔难尽矣”，原因很简 单，亦即刘东雄竟然敢于在那样一个普遍怯于露富的时代里冒天下之大不韪，恣意挥霍，实 属“胆大妄为”，罪不可释。这样看来，原作者的表述与其说是就事论事，倒不如说他是戴 着时代的有色眼镜表述了时人对于财富所怀有的“爱恨以之”的复杂心态。
        当然，富民们怯于露富，甚至对财富怀有恐惧心理，应该说这也不全是粮长制造成的结果 ，因为在粮长制背后还有对世道人心持续产生影响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因素，这集中表现 在自永乐、宣德乃至正统以来，明王朝延续了朱元璋时期富民政策的基本精神，对富民（尤 其 是江南富民）采取了抑制和弹压的一贯方针。比如自永乐至正统年间，朝廷都坚持派遣领都 御史衔的钦差大臣去“巡抚”江南，目的就是打压那些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豪右”。最 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文曾提到过的熊概，此人在宣德年间以大理寺卿被派往江南巡抚地方， 三四年中，苏、松、嘉、湖等地的“豪右”，“一时被没者数十家”，以至于“大家巨族少 被诬 构，随至抄没，冤号之声，上闻于天。”（注：王琦《寓圃杂记》卷二，《罗侍郎》。）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显然是易于在社会上产 生“富未必福，贵未必寿”的总体印象的。反观粮长制度，尽管其本意并非全以弹压富民为 目的，但它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朱元璋以来富民政策的基本精神，这是不容置疑的，就此而 言，二者是互为表里的，这点我们从粮长制所造成的客观后果也看得一清二楚：“故凡人遇 佥当粮长，大小对泣，亲戚相吊，民间至有宁充军，毋充粮长之谣。”（注：陈子壮《昭代经济言》卷三；转自谢国桢前揭书，第151页。）
        四、几点说明
        以上是我们结合粮长制度探讨了明中前期何以会出现崇俭黜奢的社会风气，但这一探讨出 于表述上的方便，致使一些有必要展开说明的问题并未具体展开，为完整起见，下面试作若 干补充说明。
        一般而言，对一个时代社会风气或奢或俭的认定，总是相对意义上的，不存在绝对的奢， 也不存在绝对的俭。具体就明中前期社会风气所谓崇俭黜奢而言，其相对性则表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它是一个与穷奢极欲的晚明社会比较而言的相对概念；其二，这种风气只能是就 某些社会类群而言的，不可能是全社会的。而通过对后者的进一步考察，我们还发现了这样 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明中前期（尤其是明中期）社会风气的奢与俭在不同社会类群中有一个大 致的界限：普通庶民地主，即便是家财万贯，往往也是“惴惴惧见”，不敢轻易露富；而那 些享有徭役豁免权的特权阶层（诸如勋贵及仕宦家庭）则相对要奢侈得多。如谓：“党蓝田昔 游京师，在弘治间，士大夫，彬彬以礼自饰，诸勋戚乃有侈而泰者，正德时奢乃在士大夫 ，石斋阁老与宁堂辈序约兄弟，每饮，赏庖役白金多或至二百。噫！宴劳之滥，自此始矣。 ”（注：钱薇《承启堂稿》卷二六，《故锦衣党蓝田墓志铭》。）此外，与特权阶层一样无所顾忌的还有那些徭役派征难及的所谓“倡优下贱”及“市 井光棍”之人，由他们共同构成了明中期宣淫导奢的主力军：“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侈 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居室则一概雕画，首饰则滥用金宝，倡优下贱以绫 缎为裤，市井光棍以绣缘袜，工匠厮役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朝廷禁止之诏屡下， 而奢靡僭用之习自如。”（注：周玺《垂光集》卷一，《论治化疏》。）这种消费格局充分反映了明代徭役制度对社会风气所产生的巨 大影响。
        唐宋以来，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成了全国经济 文化的中心，因之，这里也就成了全国财富最主要的积聚地和骄奢生活的渊薮。故而，传统 意义上人们对明代社会风气或奢或俭的认定大多不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往往是以江南之偏而 概天下之全。这一作法在认识上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却是合理的，因为足以说明明代社会风 气前后反差之大的非江南莫属。而明代粮长制度恰恰又是以在江南地区的实施最为集中，所 构成的社会影响也以此地为大。这就使得本文通过粮长制度探讨明中前期的社会风气尽管有 一定的片面性，但其针对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情形尤如朱元璋采取治奢先治富、治富先治 江南富民的方针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成功一样，问题本身决定了这种针对性所具有的内 在合理性。
        明中前期的社会风气尽管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崇俭黜奢，但在不同时期其实际内涵也是不 完全一样的，这与粮长制度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有着密切关系。具体地说，在朱元 璋时代，由于富民们企图通过充任粮长以证明自己的政治归属，故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富民 争 充粮长的现象，而且他们的经济生活也充满了政治色彩，进而对由政府所倡导的以崇俭黜奢 为内容的生活方式的认同变成了一种政治虔诚；由此可见，明前期的崇俭黜奢与当时在经济 上居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对国家政治的跟进有关，表现在意愿上就是其主动积极性成分大 于被动接受性成分。到了明中期，出于我们业已分析的原因，即富民们为了逃避粮长之役， 他们有的被迫在生活上自敛自抑，有的则是不露山、不显水地从事隐形消费，并因此形成了 一种崇俭黜奢的历史表象。这也就是说，单从历史表象这个层面上看，明中前期的社会风气 的确呈现了某些相同的特征，但与明前期所不同的是，明中期出现的崇俭黜奢其被迫接受性 成分显然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