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基本情况
    1954年底至1956年初，全国开展了反对建筑领域浪费的运动。同时，为了从思想上查找根源，又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由于“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主要出现在北京并由此影响到全国，所以，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是以北京为主开展起来的。
    最早反映建筑领域存在浪费现象并公开提出批评的是《人民日报》。1954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反映建筑设计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认为一部分建筑师不懂得批判地接受民族的建筑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创作新的适合当前需要的形式，或者是不加选择地照搬中国古代建筑，在“民族形式”的招牌下贩卖复古主义。还有一部分建筑师，对建筑中经济、适用和美观三者的一致性缺乏认识，错误地认为要美观就要多花钱，不愿意在保证经济和实用的条件下创造更优美的建筑形式；或者单纯注意建筑物外形的艺术处理而忽视了实用和经济上的合理。《人民日报》加写的编者按提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筑学家有责任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开展批判”，同时，“对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形式的问题进行讨论，使我们的建筑师们逐步树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使祖国出现更多的经济、实用而且优美的建筑物。”
    对“民族形式”的设计造成的浪费提出批评，对这种设计思想进行讨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像《人民日报》编者按那样，一开始就给“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戴上“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的帽子，这不是学术讨论所应采取的方法。
    继《人民日报》反映问题之后，北京市、建筑工程部、天津市等陆续动员开展反对建筑领域的浪费运动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1954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从事建筑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共产党员会议，批评建筑领域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12月至1955年1月，建筑工程部召开全国建筑工程局局长会议，提出要反对设计工作中脱离实用、脱离经济的形式主义倾向和过分强调古代建筑艺术形式的复古主义思想。12月31日，彭真在北京市政协扩大会议上对建筑界追求美观忽视经济原则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说：过去，只有皇宫庙宇是琉璃瓦、大屋顶。现在，有的单位连传达室、厕所都用琉璃瓦，我们比皇帝还阔绰！现在我们还有许多人没有房子住，大学生还睡双层铺。我们应该有经济观点、实用观点和群众观点。(36)1955年1月13日，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专门就西郊苏联专家招待所设计浪费情况向北京市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北京西郊招待所设计中的浪费现象主要表现在追求形式，过分讲究奢华的装饰，最突出的是采用皇宫和庙宇形式的屋顶，还有许多亭台楼阁，挑角、飞檐。造成上述设计浪费的原因，“主要是设计人员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它的特点是“片面追求形式、忽视使用与经济坚固的原则。它的表现形式，是在提倡民族形式口号之下的复古主义”。基于这种认识，报告建议北京市委对该工程的设计进行检查，“对有关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1月14日，北京市委在批示中指出：北京市设计院的政治思想领导是极其薄弱的，“没有执行党在建筑方面‘经济、适用、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指示”。西郊专家招待所的设计是一个极端浪费，极端不合理的典型。“这是在建筑方面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某些设计人员毫不动心地任意挥霍国家的建设资金，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应展开严肃的斗争。”为此，北京市委责成北京市设计院，的负责人“切实领导所属人员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去年类似的设计，切实进行检查，纠正这种错误的设计思想。保证在1955年的工作中不再重犯”(37)。紧随其后，2月4日至24日，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揭发和批评建筑领域的浪费现象，指出设计方面的主要缺点是“许多建筑物的设计，脱离了适用和经济的根本原则，过多地追求‘宫殿’‘庙宇’等形式和虚假豪华的装饰”，结果“造成很大的浪费”。会议要求设计人员“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按照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进行设计”，号召“开展群众性的反浪费斗争”。从2月开始，中国建筑学会天津分会组织会员批判设计中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倾向和复古主义思想”。2月28日，彭真在北京市委集体办公会议上谈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问题时再次提出，对北京市出现的一批“大屋顶”建筑，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市设计院的共产党员应该首先作检讨，开展自我批评。(38)
    在作了一系列动员之后，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的社论，批评长春地质学院宿舍楼、北京地安门机关宿舍楼等建筑物的设计，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严重的浪费，其根源在于“某些建筑师中问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还批评了《建筑学报》，认为在已经出版的两期学报上，“人们找不到关心建筑中经济问题的文章，相反的却可以找到许多宣传错误建筑思想的文章，甚至刊登有严重浪费和形式主义倾向的论文和设计图”。社论强调：“党和政府一再号召我们为保证我国工业建设的胜利，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是全国人民共同的任务，这是一切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纪律。因此建筑中忽视经济原则的倾向必须迅速克服，使建筑事业真正符合国家的计划，用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合理地最有效地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服务。”
    社论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开辟了《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专栏，陆续刊登一些批评建筑领域浪费的文章。3月28日的《两幢豪华的宿舍大楼》和《新北京饭店建筑中的浪费》两篇文章，对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和新北京饭店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提出批评。3月29日的《奇怪的流行病》一文，批评“大屋顶”的设计所造成的巨大浪费。4月5日的《大屋顶盛行的时候》一文，批评武汉市郊一处集体宿舍楼因“大屋顶”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4月18日的《首都应该树立榜样》一文，批评济南市十几处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花费了大量材料和劳动力”，是“对国家财产的挥霍”。
    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批评文章的同时，1955年4月，北京市委建筑党委召集有部分公司经理、工区工地主任、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就建筑设计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思想进行批评和讨论。与会者认为，建筑领域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分强调民族形式，使得工程造价过高；二是盲目追求豪华富丽，造成铺张浪费；三是设计脱离了实际。(39)随后，北京市相关单位根据座谈会精神，组织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设计思想。
    鉴于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大都出自记者和一般读者之手，建筑师还很少发表文章，所以，4月21日，彭真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强调：建筑设计的思想批判要快点搞，要动员受梁思成建筑思想影响的人作自我批评。(40)
    于是，受到点名批评的建筑物的设计师开始陆续发表文章，批评“设计思想上的错误”，检讨自己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4月20日，北京西郊专家招待所的设计师张铸在《人民日报》发表《检查我忽视经济原则的建筑思想》一文，认为三年来自己“追求形式忽视经济原则的倾向也是愈来愈严重”，“从建筑思想上看，这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倾向”，表示要“纠正忽视经济的严重倾向。”4月27日，“四部一会”办公楼的设计师张开济在《人民日报》发表《做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师》一文。文章说：“当全国人民都在为工业化克勤克俭的时候，建筑师却以繁琐的装饰和高贵的建筑材料去表现建筑的美观，这就使建筑脱离了人民现实的生活，给国家造成的浪费是严重的，表示今后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师”。(41)5月14日，北京地安门机关宿舍楼的设计师陈登鳌在《人民日报》发表《检查和纠正我的错误设计思想》一文，承认“自己已走上了错误的形式主义设计思想的道路”。这种追求形式忽视经济原则的设计思想，“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怪”，表示今后要“纠正上述错误的设计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