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一些设计单位的负责人对本单位在建筑设计上造成的浪费也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与普通设计师相比，其批评的语气似乎要严厉一些。5月5日，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北京市设计院在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检讨》一文，指出北京市设计院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主要表现在某些建筑设计，特别是若干大型建筑物的设计，越来越脱离了党和国家所规定的方针，单纯追求建筑物形象的“华美”，“陷入了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泥坑”，浪费了大量资金。这种只顾形式，不顾内容，盲目抄袭古代建筑形式的作法，“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建筑方面的具体表现”。文章认为，提倡“建筑就是艺术”是“荒谬理论”，“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是“反动”的，是一股“有毒”的“逆流”。5月8日，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汪季琦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在领导设计工作中的错误》一文，认为本单位设计思想和设计工作“存在着形式主义，乃至复古主义的倾向”。追求富丽豪华，虚夸铺张，浪费了国家资财，“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建筑设计工作中的具体反映”。为此，他提出，“要在全体工作同志中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坚决地与建筑设计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首先同形式主义、复古主义思想划清界线，进行斗争，并逐步加以肃清，以巩固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
    在建筑师们作了自我批评之后，5月18日，北京市召开建筑师座谈会。彭真发表《建筑的原则是适用、经济并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讲话，认为北京建筑业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建筑设计中滋长着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错误倾向”。在“民族形式”的建筑思想影响下，某些设计师甚至不惜减少房屋的使用面积和生活实施，而单纯追求“民族形式”和豪华富丽的气派。“这种错误思想违背了党和国家所规定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违背了‘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建设方针，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所以，在建筑中开展反对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和铺张浪费的斗争，这对改进今后首都的建设工作会有很大好处。彭真阐述了党的基本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建筑问题不仅是艺术问题，还直接关系着国家建设事业。党和国家早就指出建筑的原则是适用、经济，并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适用就是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永远是建筑中头等重要的问题。经济就是要最大限度合理地、节省地使用国家投资和物资，要用少数的钱，盖更多更好的房子，以便更多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美观当然要，但美观决不应违反适用和经济的原则。他提出，我们必须批判地接受一切古今中外建筑中的优良的东西，总结几年来我们在建筑设计中的经验和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逐步创造出更好的建筑形式。(42)
    六七月间，李富春、薄一波分别在不同场合阐述了厉行节约的方针，批评盲目追求“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所造成的巨大浪费。7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富春6月13日所作的报告，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批评了基本建设中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与此同时，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设中如何贯彻节约方针的指示》。
    由于梁思成是“民族形式”建筑设计的积极倡导者，所以，当时认为，他对造成建筑成本高、浪费大应该负有责任(43)。于是，在批评建筑领域浪费现象的同时，还突出地批判了梁思成的建筑思想。
    于光远回忆，1955年，在中宣部的一次部长办公会议上，陆定一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决定对梁思成建筑思想进行批判。由于梁思成的许多事情发生在北京，所以，他建议由彭真负责，中宣部协助。(44)4月25日、5月3日，彭真两次同梁思成谈话，对建筑界只追求美观而不讲究经济的设计思想提出批评。他给梁思成看了一些统计数字，说明“大屋顶”的设计给经济带来惊人的浪费。他说：国家年产只有200万吨钢，工人有的还没有房子住，学生睡的是双层铺，而你们搞设计的人员，不注意国家利益，不顾人民生活水平，不讲经济，只追求美观，表现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过去建筑师设计大屋顶，业主欣赏，形成了社会风气。现在建筑师先检讨，然后业主检讨。梁思成承认自己的设计在经济上造成了浪费，认为自己的建筑思想是适用、坚固、美观，确实没有经济观念，但对“民族形式”同“复古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想清楚。对此，彭真指出：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从长计议，首先解决立场观点。政治上你是拥护党的，建筑思想上和党不一致。5月上旬，彭真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问题指示北京市委有关领导：公开批判梁思成时，批准大屋顶、琉璃瓦建筑的业主也要作检讨，不然人家不服气。涉及建筑学术问题的讨论是长期的，建议由中国建筑学会出面组织，并成立领导小组。实际工作中不要盲目反，如北京饭店的亭子、台阶还是可以要的。5月26日，北京市委召开会议，彭真再次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问题发表讲话，要求北京市委、建筑单位、建筑师明确各自的责任，坦承北京市委的责任由他负责，他准备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检讨。在明确责任之后，彭真提出：现在必须集中力量，转入学术思想上对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批判。他建议抽调一部分人，包括从事建筑工作的，专门进行研究，进一步提高建筑师的认识，纠正“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45)5月27日，北京市委邀请中央宣传部、建筑工程部、城市建筑总局有关人员进行座谈，研究梁思成建筑思想和建筑方面的问题。北京市委还成立了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办公室，组织部分人员在颐和园畅观楼撰写文章。
    当时，彭真确实是想从学术方面说服梁思成。这从他的批示和讲话中不难看出，他试图将建筑思想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强调批判必须是充分说理的，不要随便上纲上线，而且不要盲目地反对一切。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受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斗争的影响，在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时，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从学术角度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而是直接戴上“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帽子。1955年第1期《建筑学报》发表刘敦桢的文章《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义建筑思想》，认为梁思成片面强调艺术忽视适用和经济的错误偏向，不但违反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建筑方针，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46)此外，《建筑学报》还发表了陈干、高汉《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牛明《梁思成先生是如何歪曲建筑艺术与民族形式的》、王膺《关于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检查——对梁思成先生建筑思想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等批判文章。1955年10月，《学习》杂志发表何祚庥的文章《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认为“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47)
    不难看出，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存在着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的倾向，这是批判中的缺点，以致多年后梁思成还认为，“那是建筑界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开始”(48)。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在当时已经发表的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中，只有何祚庥的文章出自畅观楼。文章发表后，彭真表示，畅观楼写成的文章一篇不准拿出去发表，要等待统一处理。彭真考虑到，当时正在批判胡适、胡风、梁漱溟，但梁思成与他们不一样，梁思成的问题完全是学术问题，而他们的问题带有政治性质。(49)这场批判免不了带有某种消极作用，彭真这样处理，可以说是消极影响最小的一种方法。
    出于批判的压力，5月27日，梁思成写了《大屋顶检讨》，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清华大学教学和首都规划工作中，以及通过发表文章、各处演讲和做报告等方式，传播着一套建筑“理论”，严重影响了许多建筑师的设计思想，“引导他们走上错误的方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浪费”。(50)在看到何祚庥的文章后，1956年2月2日，梁思成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再次就自己的建筑思想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的文章和创作理论的“一贯特征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提出的创作理论是“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并“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表示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51)
    在梁思成作了检讨之后，对建筑领域“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停止了。畅观楼已经写好的20多篇批判文章没有再发表，而是送给梁思成参阅。同时，收到的90多篇批判文章也没有发表。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没有酿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运动。
    应该说，批评“民族形式”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学术问题，理应遵循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采取充分说理、以理服人的民主方式，耐心地引导设计师们，使他们自愿地遵循党的建设方针，自觉地纠正不良的思想倾向，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依靠行政命令开展批判运动，解决不了学术争论问题。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势必会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致使这场批判实际上成了被批评者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基本上不是学术讨论，他们几乎没有辩论的余地，甚至不得不说出一些违心的话，以致有些人因此而感到“内心痛苦”(52)。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筑设计方面的浪费现象被克服了。但是，由于采取了政治批判，而不是学术自由讨论的方式，中国建筑设计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场批判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中国建筑界的影响却是深刻的。在受到批评之后，中国建筑设计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强调经济，连一个“美”字也不敢提，害怕被戴上“唯美主义”帽子，陷入“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的境地”。结果，建筑艺术的民族形式无人问津。直到若干年后，通过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中国建筑设计思想和建筑创作才真正出现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