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融合的典型
    《述善集》的学术价值，不仅表现在保存了西夏遗民唐兀氏在濮阳一支的完整历史资料，而更主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它是民族融合的典型事例。
    人所共知，汉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主体民族，而汉族又是由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逐渐融合而成的，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终于形成现在有12亿人口的大民族。笔者在1984年第11期《文史知识》上曾发表《汉民族形成与发展》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汉民族的形成及其四个发展阶段问题，以该文的观点来考察，唐兀氏之融入汉族，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融合中的一个典型。
    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有句名言：“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意思是说民族的融合，首先是文化的融合，是以文化为先导的，西夏后裔唐兀氏之融入汉族，走的正是这样一条典型道路。
    前已论及唐兀氏出自西夏国主体民族党项族。党项族在汉时，属“西羌之别种”（注：《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原居住在析支之地（今青海东南黄河河曲一带），后来不断向四周发展，逐渐壮大起来，在发展过程中，与吐谷浑的拓跋部相融合，于是在党项族中遂出现一个最强大的拓跋部，其最著名的领袖就是拓跋思恭。他曾任唐禧宗的夏州节度史，并赐姓李氏，封为夏国公，统辖夏、绥、银、宥四州之地，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此后党项李氏利用五代十国的动荡局势，不断壮大实力，奠定了建立夏国的基础。到1038年，雄才大略的李元昊继承父祖遗业，即皇帝位，建立大夏国，都于兴庆府（宁夏银川市），史称西夏，传位10帝，共190年，为蒙古所灭。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由汉、吐蕃、回鹘、鞑靼等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与北宋、辽国、南宋、金国相鼎峙，受到汉、藏、女真、契丹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其中以受汉族文化影响最深。元昊建夏后，即广泛吸收汉族的儒家文化，并模仿唐宋建立典章制度，还借鉴汉字创造西夏文字，儒家经典在西夏广泛流传，并被译成西夏文字。以上情况足以说明汉族文化对西夏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濮阳唐兀氏就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并具有较高儒学修养的西夏遗民。据潘迪《碑铭》所记，唐兀闾马到濮阳后，除置庄建宅，卜茔地安葬祖妣外，还“好学向义，勤于稼穑”，“常厚礼学师，以教子孙”。对乡人“家贫好学者，悉为代其束脩（代交学费）”。闾马的治家格言是：“宁得子孙贤，莫求家道富。”纯属儒者家风，故其孙14人皆遵祖训，而以“贤”为字。如换柱字思贤，崇喜字象贤，卜兰台字敬贤，塔哈出字齐贤，留柱字继贤，广儿字志贤，教化字居贤，伯颜字希贤，春兴字尚贤，禄僧字世贤，奈驚字惟贤，帖木字师贤，不老字绍贤，拜柱字好贤，等等，真难为替他们起“字”的潘迪先生了，一口气想出14个“贤”字（注：《述善集》卷之2《赐杨氏兄弟字贤文》（题目为笔者所加）。），当然这是应杨氏兄弟所请，潘迪才肯动这个脑筋的，可见杨家对“义”字的重视，因此他们所建立的书院，也赐名“崇义”。另外，杨氏所起的堂名也颇奈人寻味，“祀先之祠，曰思本，养亲之堂，曰顺乐，藏修之所，曰敬止、知止”（注：《述善集》卷之3陶凯《送杨公象贤归澶渊序》。），显然也都符合儒家修身、齐家的精神。杨氏所订立的《龙祠乡社约》，其宗旨是：“乡社之礼，本以义会，风俗之类，在于礼交。”其目的是：“美风俗，厚人伦，救灾恤难，厚本抑末，周济贫乏，忧悯惸独。”至于崇义书院所教所学，当然全是儒家经典。由上可见，迁居濮阳的唐兀氏已完全汉化，其儒家修养之深，一般汉人恐难与比肩。河东张士明《亦乐堂题诗》最能说明问题。“羡子崇儒教，欣然构此堂。朋来方籍籍，喜气自洋洋。时雨霑千里，春风住一乡。穷经将致用，莫更论行藏”。可以说濮阳唐兀氏，一切行动都以汉人伦理道德为旨归，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已荡然无存。
    唐兀氏的社会交往，多为汉人名士或汉化蒙古人、色目人的上层人物，这从《述善集》中诗文作者的署名中，可以完全得到证实。其婚姻关系，根据潘迪《碑铭》所记，唐兀氏前六世的男子，多与蒙古和色目人的女子相婚配，其中除塔哈出妻袁氏，伯颜妻彭氏，脱脱妻孔氏，可以断定为汉人外，其他如孙氏、王氏、刘氏、盖氏等，很可能是色目人、蒙古人改汉姓者，至于哈剌鲁氏、旭申氏、伯颜氏等，毫元疑问都是少数民族女子。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兀氏前六世的女子中，竟无一人与汉族男子结婚。这说明血缘交流晚于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乌桓、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融入汉族，走的都是这条道路，而濮阳唐兀氏则最具典型意义。唐兀氏在六世以后，婚姻关系逐渐打破种族隔阂，与汉人通婚则习以为常，而唐兀氏作为少数民族终于在历史上消失，而融入汉族之中。在这里还必须说明一点，民族融合以文化为先导的论点，一般说是可以成立的，但不能说文化认同了，就必然会融合为一个民族，在中国或在世界各国中，文化相同或基本相同，而不属于一个民族的事例也很多，但它最后必将促进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民族的大融合，所谓“世界大同”。如果没有文化的认同，没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大融合，“世界大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