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革命与共和两词汇自先秦创制，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的2000余年间，含义并无明显变化，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之“道”的“一以贯之”。时至19、20世纪之交，也即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至辛亥革命的10余年间，随着社会变革的急剧展开，政治观念出现错综复杂的更替与重组，有些关键词更发生千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异动，“革命”与“共和”便在其列。
        19世纪中叶以降，由工业文明装备起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大举入侵东亚，中国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经历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文忠公全书》卷24）。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社会进步，做过种种努力。除太平天国试图以旧式“革命”方式推翻清朝以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都是在保存清朝帝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自强”变革。这些尝试虽然取得不同程度的实绩，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某些基础，但中国体制性弊端并无改善，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民族危亡日甚一日。在这种情势下，一批曾经寄望于清朝“内改革”的人物（如孙中山、章太炎等）终于认定，必须突破清朝框架，发起击碎旧体制的大举动。于是，他们高扬中国古典的“革命”旗帜，倡导以“万民”为主体，取代“一君”为主体，从而引出“共和”一词，并逐步汲纳欧美日本思想，使“革命”、“共和”获得现代义，汇入世界义。
        以孙中山为例，其少年时代即倾慕太平天国，一位常来塾中讲故事的太平天国老军以“洪秀全第二”激励孙氏，孙“得此徽号，视为无上光荣，亦慨然以洪秀全自居”[2]（第5页）。而愈益紧迫的民族危亡形势，更促进孙氏反清意识的张大，孙中山撰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自述“革命源起”：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这番话是孙晚年对生平的追述，所称早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以后便“有志于革命”，只可做泛义理解，还不能说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孙氏已决定“革”清朝的“命”。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中指出：“按‘革命’一词，自1895年以后，孙先生才开始使用。1885年时并没有提及这二字。《中国之革命》是民国成立以后撰写，故沿用1895年通行的名辞”[3]（第46页）。
        吴氏的这一论说是符合历史原貌的。实际情况是，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受到郑观应、何启等人影响，曾试图在现存政体内部用和平方式救治中国。孙氏1890年的《致郑藻如书》[1]（第1-2页），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1]（第8-18页）都表明这种倾向。后来，受到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及朝廷下诏谴责议政者的刺激，上书李鸿章又遭冷遇，这一切使孙中山从“偏重于请愿上书”走向暴力反清。孙中山在撰于1897年的《伦敦被难记》中描述了自己组创兴中会的此一转变：“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第52页）。
        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何时以“革命”自任？“革命”一词何时成为孙中山等人的中坚语汇？这个问题一直聚讼纷纭，其缘故在于孙氏本人并无明确交待，而“革命”一词又在世纪交替之际发生着复杂的古今转换和中西交会，孙中山本人关于自己“革命”思想及实践的追述，往往又是泛论，并非做确切判定，如上述1923年撰写的《中国革命史》即如是。
        近几十年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海外出版的各种辛亥革命史与孙中山传记、年谱，几乎一致认定1895年11月孙中山正式以“革命”为自己领导的社会运动命名。其根据是孙中山最早的追随者之一陈少白的回忆。1935年出版的陈少白口述的《兴中会革命史要》称，1895年10月下旬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自广州走澳门、经香港，与陈少白、郑士良乘日轮“广岛丸”，于11月9日（或10日）抵达神户。陈少白说：“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懂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到“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跃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革命党”三个字影像印在脑中了。”
        1936年，冯自由根据陈少白的上述论说，撰《革命二字之由来》一文（后收入冯著《革命逸史》初集）。冯氏在陈氏论说基础上，参考孙中山前前后后的思想言论，对孙中山等三人的神户见闻、议论又有所铺陈渲染：“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中山语少白：“‘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根据这两条材料，许多论者确认，孙中山等自任“革命党”，是受日本报刊言论的启示，又与固有的“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观念一拍即合。若从史原学角度看，这两条材料不是并列的、源头各异的“兄弟证”，而是同一源头的“母子证”，即单源于陈少白30多年后对1895年11月神户之行的回忆。日本学者安井三吉等考证，1895年11月日本报纸只有关于广州起事的简短报道，并无“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言词。如《大阪朝日新闻》11月3、5、14日，《大阪每日新闻》11月5、9日，《神户又新日报》11月6、9、10、30日都只有广州起事未遂的消息。11月10日的《神户又新日报》还称广州起事为“颠覆满清政府的阴谋”，系“暴徒巨魁”作乱，其他报纸则称其为会匪阴谋，为首者“黄”姓或“范某”。足见此时日本关于广州起义的报道多影响模糊之词，并且全然为贬斥性用语，对孙中山本人则无明确指认，“革命党”之说更未形诸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