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代义及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两词汇在19、20世纪之交输入中国后，迅速播散开来，但并非平和展开，其间围绕“革命”一词曾发生激烈的概念诠释论战。如黄遵宪在《水苍雁江馆主人来简》中批评激进革命论，黄氏说：仆以为由蛮野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也。批评激进革命论的主将，是改良派巨子梁启超。他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和对维新改良的执着，大力阐扬英吉利式的“革命”（revolution）义，即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他反对将“革命”局限于暴力夺权一义，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说，把“革命”泛解为普遍意义的“变革”。但同文中又有对“革命军”（暗指唐才常等人的自立军）的肯认。可见，梁氏所谓“革命”，兼含英式和平变革论和中国古典革命论的双重内蕴，与革命派所论“革命”虽有歧义，但也并非全然对立。
        随着改良派与革命派政见分歧的加剧，梁启超1902年12月14日发表于《新民丛报》的《释革》一文，全面阐述了他的革命观，正式展开了对革命派革命观的论战。梁氏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这是以“泛革命论”批驳革命派主张的“暴力革命论”。梁氏又指出，Revolution是“以仁易暴”，而中国之革命是“以暴易暴”。他认为，日本人以中国古典语“汤武革命”中之“革命”一词来翻译Revolution，并不妥当，主张以“改革”或“变革”翻译该词汇。但梁启超也意识到，以“革命”译Revolution已经“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他固然有一支善辩的生花妙笔，也莫可奈何。后来，梁启超于1904年初著《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载于《新民丛报》第46-48合号），论述狭义革命与广义革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应当说，梁氏当年关于“革命”的意义诠释，区分中国古典义与世界义，兼论狭义、广义，在学理层面上是比较完备的，对于国人在中国古典义的基础上接受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概念功不可没。问题在于，辛亥前夜的中国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腐朽不堪救药的清王朝，以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清除障碍。诚如孙中山所说：“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1]（第173页）而此时的梁启超站在时代趋势的一旁发表批评，难免不合时宜，为先进者所诟病。
        类似梁启超这种在和平变革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的例子，近代中国甚多。仅以佛教界而言，就承袭“释教开革命之阶”（注：《资治通鉴》卷204，叙述武则天篡唐称帝，沙门怀义、法明等撰《大云经疏》，盛言女主受命之事，称此为“释教开革命之阶”。）的传统，屡用“革命”称佛教内部的改革。如辛亥革命后不久，著名的佛学大师太虚于1913年在寄禅和尚（即敬安，太虚的老师）的追悼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的积弊，倡导“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教理革命指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命指改革僧众生活、组织制度，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指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十方僧众公有制，以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举办佛教事业。这里的“革命”显然指和平改良，决非暴力夺权。
        在革命派方面，自1896年前后即以“革命”为自己的标帜，而现代义的“革命”被广大中国民众所接受，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过程。为求得民众对“革命”的认同，革命派充分利用革命的古典义，以之调动中国士人及民众对“革命”的亲和情绪。刊发于《江苏》第4期（1903年7月出版）的题为《革命其可免乎》的文章，在论证革命的正义性时，援引中国古代史例阐扬之：“夫夏商之不德兮，有汤武之征诛；彼暴秦之专制兮，刘项起而芟锄。此于家庭犹革命兮，况异族之盘踞？昔蒙古之盘踞兮，得朱明而尽驱；缅风盖未远兮，乃何独无攘臂而四呼？”该文进而引申出“满珠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的结论。孙中山等人在宣传“革命”时，颇倚重“革命”的中华元典义。如孙中山在驳斥檀香山保皇报刊的“民智未开，革命不可举行说”时，便以元典为据，滔滔雄辩：“彼曰：‘革命之说，原本大《易》。’又曰：‘中国固始终不能免于革命。’其言是矣，仍何以又曰‘中国今民智为萌芽时代’？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系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于今，经二十余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1]（第234页）为说服民众信仰“革命”，孙中山可谓苦口婆心，多方论述，而以古圣言论证之便是经常使用的方法。他于1910年2月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说中针对海外华人惧怕“革命”的实际，请出孔夫子大驾，以证明“革命”的合理合法：“乃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而不知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1]（第441页）。
        孙中山等人在征引古典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于阐发“革命”的现代精神，他们指出，今之革命，其内容与目标已非昔时可比，诚如当年革命党人揭诸报端的：“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旧世纪之革命，乃一时一事之革命，乃无进步之革命，乃图少数人权利之革命。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新世纪之革命》：《新世纪》，1905年第1期）。孙中山则概括新旧“革命”的差异道：“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1]（第296页）。
        这种革命观是对革命的元典义的创造性诠释，而汲纳来自欧西及日本的新思想，是使中国固有的革命精义得以飞跃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