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扬革命的正义性与现代性，并发生巨大影响的论著莫过于邹容的《革命军》。邹容通过日本人栗原亮--1883年节译美国政治学家威曼的《革命新论》，了解近代西方革命论思想。邹氏的《革命论》的许多观念乃至语言，源于《革命新论》节译本。邹容一连用七个排比句界说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革命军》）。邹容的革命观，将古典义与现代义、中国义与世界义融于一炉，并注入强烈的情绪，从而达成一种颇富感染力、煽动性的论说。邹容还从世界视野将革命的现代义加以申发：“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邹容：《革命军》）。
        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年间的宣传，尤其是革命派革命实践的展开，革命观念渐入人心。一位保皇派在1903年著文称：“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又从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革命驳议》，《中外日报》，1903年3月8日）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更成为国人的口头禅。不过，多数汉人所理解的“革命”，或者限于“排满革命”，即推翻异族人做皇帝的清朝；或者承袭着古老的“彼可取而代之”之义。鲁迅的《阿Q正传》专辟“革命”一节，生动描绘了辛亥年间下层民众的“革命观”：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6]（第513页）
        “革命”一词普及到阿Q这样的贫民之中，可见其深入人心；而阿Q辈又把“革命”理解为从赵太爷、举人老爷那里抢些元宝、洋钱、洋纱衫和女人，“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6]（第513页），这表明，那种“龙床轮换坐”的旧式革命论还深植国人心灵，“革命”现代义为国人所认识与实践，还有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共和”一词的情形相类似，至辛亥以后，“五族共和”已不绝于书报、口谈，天下人耳熟能详。袁世凯敢于“帝制自为”，立即成为“天下共击之”的独夫民贼，即与“革命”“共和”理念的广为传播大有干系。但“共和”的“公”（共和政体是公平、公正政体）、“共”（国权是公民共有事业）、“和”（以和平方式参与政事）三义真正为国人所认识并付诸实施，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辛亥革命后，主张复辟帝制的劳乃宣曾于《民是报》刊发《共和正解》，赞扬君主政体，攻击共和政体，其立论的根据，便是中国古典义的“共和”本来即是君主制内部的一种修正方案，而并非独立的政体。文称：“宣王即位，共和罢。《索隐》云：“二相还政宣王，称元年也。”此共和一语所自出也。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故宣王长，共和即罢。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汉昭，皆是此类。今日东西各国所谓君主立宪绝相似。而不学之流，乃用之为民主之名词，谬矣。夫君主立宪，有君者也；民主立宪，无君者也。古之共和，明明有君，恶得引为无君之解哉？”[7]（第191-192页）
        劳氏的论调代表了复辟逆流，理当被时人所弃，但其所言“古之共和，明明有君”，“共和”不过是在“君幼不能行政”之际，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的暂时性措施，这一说法符合中国古代政治的实情，揭示了中国古来并无民主共和国传统的事实。日本人用中国古典“共和”一词翻译英语republicanism，其实已使“共和”的内涵发生根本性改变。而民主共和传统的欠缺，专制主义传统的强大，正埋下中国近代民主历程艰难曲折的伏笔，辛亥后有人沉重指出，“吾人于共和国体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一位辛亥武昌首义参加者沉痛吟诗云：“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8]（1912-07-18）表明“革命”、“共和”这两个中坚概念的现代义和世界义在中国得以真正普及和实施的不易。此中坎坷，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复杂性的一种表征。它也昭示：一种新时代中坚概念深植民族文化心理内层，不可能一蹴而就。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胡去非。总理事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3]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M].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
        [4]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章士钊。复辟平议[A].甲寅杂志存稿：上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
        [8]蔡济民。书愤六律[N].中华民国公报，1912-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