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认为，任何经验只有与一定的人类本性的总体相联结，才可能具有实际的有效性和意义。有效性，是洛采哲学思想中的重要逻辑构件。过去我们经常谈论这样一个观点，狄尔泰区分了用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的说明和内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精神理解，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狄尔泰的真正意思是，实际上人类“关于自然界的整体的观念只不过是某种隐含的实在所投下的阴影而已”。(39) 这里，狄尔泰所理解的实在，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实体性的东西，而是生命存在的突现系统。他甚至说，只有抽象才能分离生命存在中的生理单元和心理事实，而实际上，生命存在本身总是一种发生着的系统。所以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中的经验及其观念说到底也是人类生命实在之内在体验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投影。这就是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构境了。
    正如狄尔泰所说：“这种关于内在体验的科学既囊括了确定自然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存在的程度的各种认识论原理，也囊括了各种与我们的行动有关，可以说明各种意图、各种最高的善，以及各种价值的存在的原理；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处理过程，都是以这种科学为基础的。”(40)
    因为，我们不可能镜像式地面对自然对象、客观地经验和感知纯粹的外部规定性，我们总是在一定的人类本性的“存在的总体性（Totalit t）”，即特定的历史生活关联与境中认识这个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洛克、休谟和康德所设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作为某种单纯的思想活动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41) 这个不在场的“真正的血液”，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存在。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除了作为白板式的受动性载体、不确定的主观经验和先天理性构架，恰恰没有真实的生命存在之涌动。狄尔泰认为，意识、认识和作为认知工具的概念都并非理性的产物，而是历史生活的关联总体的结晶，任何一种认识，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追问社会历史事实，都只能是一种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中突现而成的主观关联与境。况且，社会存在是比自然物质“复杂得多、神秘得多的东西”。与外部的自然存在相比，这里的每一种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事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社会存在总是由道德力量所建构的。
    多年后，狄尔泰提出生命存在的最重要方面是存在的主体表现（Ausdruck）。狄尔泰此处所说的表现，是他对人的生命存在形式的一个特殊设定。这里既有主体的形体、语言的直接表意，也有客观化的活动结构，正是这种相互之间的表现、体验和沟通才建构了生命的存在之场境。表现的本质是意义（Bedeutung），这个意义就是生命和关联与境总体的联结点。只有当人们通过在生命中发现的某种关系把一个部分与它所从属的整体联系起来时，这个部分对于整体来说才具有意义。生命的意义是关系性存在，意义也是我们领悟生命的方式。所以，狄尔泰总是说社会生活只是当下突现建构而成的关联与境，对此，人们就不可能对生活本身进行对象性的认识（说明），生活只有通过内在经验（体验）生成的理解或领悟来居有。精神科学不是一种“社会历史之外的实在物的摹本”。只有通过与人们可以内在地体验或者理解的东西发生关系，这些事件才能属于历史。或者说，只有当我们体验到人的状态，让这些状态在生命显示中（Lebensauesserungen）表现出来，并且理解这些表现，人类才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42) 因此精神科学只能是基于人类生命存在和系统性社会生活的历史理解论，即历史解释学。他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青年海德格尔，当然，后者直接消解了对象性认知的二元认识论模式，而从生命此在的交道性活动系统中生成世界图景。其实，这也是狄尔泰全部历史哲学的基础。
    三、重新构境：历史哲学的逻辑秘密
    狄尔泰的历史哲学思考，显然受到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直接影响。特别是1900年之后，这种影响更使他的思想直接表现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解释学。在这里，精神科学其实就是一种以历史性的系统理解为核心的解释学。我们可以看到，他将施莱尔马赫在文本中的精耕细作延伸到对社会历史事实的分析和研讨中。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解释学面对的那个他声称不同于自然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究竟是什么？二是历史解释学和历史研究如何面对历史现象？
    先看第一个问题。在狄尔泰看来，个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能动体，他们的活动建构出社会存在，但是人绝不是某种“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所有被独立抽象出来的人都是虚构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存在的历史关联与境之中。所以，我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在这点上，狄尔泰与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相接近。特别是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中，狄尔泰进一步指认了社会生活不是各种孤立的实体的聚合，而是种种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事件互动过程之流。重要的是，这种总是当下发生着的生活事件并不是无序的，而是有结构的，它由各种效用性的关联与境链接而成，这种效用性的关系系统构成发展着的总体。这个Wirkung（效用、作用）极为重要，它是后来青年海德格尔全部实践哲学的基础。这是一个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世界，作为一个互动系统而存在的整体，由各种互动组成的、作为种种价值观和意图的源泉之一存在的系统。(43) 正是这个一定时代中的总体系统结构，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各个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也决定了各种历史事件的发展历程。狄尔泰的心灵总体说正是建立在这种现实社会生活总体论的基础之上的。狄尔泰认为，我们可以运用“社会”（Gesellschaft）这个概念来表示这种不断发展的总体（Ganze），或者叫社会生活体系（System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在他看来，这种社会互动构成的系统“贯穿于我的生命之中”。
    这个社会总体有两个向度：首先，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由历史形成的传统。也就是说，个人生命存在总要历史性地遭遇某种既成的普遍的关系系统，这种系统生成历史的意义，“控制着一切时间、一切地点，并且决定着人类生活”。(44) 狄尔泰说：
    任何一种行动都是由各种条件决定的；它们与正在进行活动的人所具有的活生生的总体性的关系，产生了他那些目标，产生了他的精力和手段，而且，如果行动不断地进行下去，这种关系还会产生他针对各种境况进行的调整。(45)这种观点十分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其次，这种一定的关系总体的传统在新一代人的活动中被改变。人又以自觉的意向和行动对这种社会的影响作出反应。狄尔泰认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个一般特征是创造性的构筑（Gestaltung），(46) 生活即是构形（Gestalten）。狄尔泰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青年海德格尔，后者在《那托普报告》中的交道建构环构世界的观念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这个构形十分接近于我所说的构式（configurating）。(47) 这样，人以他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作为一种与其他成分不断互动的成分而存在”，这也使得每一代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也表现为一个能动的意图性关联与境（Zweckzusammenhang）。狄尔泰认为，这个总体化的意图与境恰恰是由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构成的。我觉得，狄尔泰的这个所谓意图性关联与境，十分接近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他说：“人类历史的具有必然性的意图关联与境（“关联与境”原文译作“网络”）恰恰是借助于这种由具体个体、由他们的激情、由他们的虚荣自负和旨趣所组成的这种互动过程，而得到实现的。”另一方面，有限的个人与动态社会结构之间还发生着动态的互动。狄尔泰认为，由各种事件组成的流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流淌着，而组成这种社会的那些具体个体即在生命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之后又从社会中消失。(48) 他已经意识到，生命存在是某种“具有时间性的东西”，生命的特征“就是存在于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49) 人从出生到死亡，构成每个生命个体的生命历程。在后来的卡塞尔讲座中，狄尔泰已明确指认出“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来面对，人总是“趋前跑向它”。(50) 而海德格尔将其更准确地描述为“有死者”。“个体虽然都是来来往往、生生死死的，但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既是社会—历史实在的这种无限结构的承载者，也是这种结构的共同发展者。”(51)
    第二个问题更复杂。在狄尔泰看来，一切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对于历史过程，“个人不仅从外部思考它，而且他们本身就交织其中”。(52) 马克思的话为，在历史过程之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里克曼形象地将其称为主位和客位的“双焦原理”，(53) 但他并不知道此观念出自马克思。这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的大前提。我们的历史研究对象恰恰是我们自己生命活动的结果，这是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异质性。并且，从第一个问题的逻辑构境传递给我们的东西中，已经证明有限的个人不可能直接把握当下的社会生活的全部。并且，所有能够流传下去的“历史现象”都由一定的时代旨趣所选择性地生成。在狄尔泰看来，自从远古的部落英雄坐在篝火旁讲述自己的胜败故事以来，人们总是保存那些从模糊的生活事实中提升出来的重要东西。历史不是全面的生活记述，而是对生活总体“一个部分”的收集和整理，而作为叙事艺术存在的历史学对象的这个部分，恰恰是由人们当时的特定兴趣（interesses）提取的，这种兴趣建构起一个“特殊的视角”，人们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视角中保存自己关注的东西，这就是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现象。也就是说，历史记载的对象总是被一定的历史性兴趣决定并生成的，它不是某种中性的客观描述或记载。在青年海德格尔那里，他更深刻地提炼出生命此在的交道与关照的“何所向”。在狄尔泰这里，这种历史性的兴趣之缘起则是历史性的实践：“任何一种具体的精神科学，都是通过运用把某种社会—历史实在的局部内容孤立出来的技术而形成的。”(54) 也就是说，精神科学的对象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性存在”，历史现象则是对这种选择性实践存在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