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呈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具体言之，就是史学研究者有意识地跨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传统界域，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为特定领域，引进和借用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历史加以深入的探讨（注：参见拙文：《当代史学与跨学科研究》，《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
    上述当代史学的发展特征，反映在研究实践中，不仅表现为研究方式的变革，也体现于史学观念的更新。换言之，当代史学在推展跨学科研究的进程中，既不断变革传统的研究方式，同时又逐步更新固有的史学观念，亦即发生于当代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涵括研究方式变革与史学观念更新二方面的内容。不仅如此，如果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角度分析，那么可以这样说，史学观念更新之于研究方式变革，往往具有先导的意义。因此，述及当代史学跨学科研究的状况，毫无疑问二者不可偏废。而若论更新固有的史学观念、从而影响着当代史学跨学科研究的进程，最值得提及的无疑当推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及其代表作《新史学》。勿庸讳言，作为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并没有提出过“关于历史理论的体系”（注：巴恩斯：《论新史学》，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184-185页。）；至于他的《新史学》，由于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今天看来也不可避免存在着幼稚、片面甚至错误之处。尽管如此，诚如他的学生巴恩斯对自己的老师所作的评说：鲁滨逊的“具有革命性的著作”、同时也是“新史学派的宣言”的《新史学》，“最具创造性和最革新的一段，是‘历史的同盟者’那一章”（注：巴恩斯：《论新史学》，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 年译本，第182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鲁滨逊的观念创新仅局限于“历史的同盟者”这一章，言下之意是说他一反固有的史学观念，阐明了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由此点明了鲁滨逊的学术功绩所在。此外，无论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还是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在述及当代史学跨学科研究状况时，都给予鲁滨逊以一定的地位，评价他“即使在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还处于极盛的时期，……始终在向社会科学寻找新的认识能力”（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第73页。）。由此可见，探索当代史学跨学科研究的推演进程，鲁滨逊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
    最集中反映鲁滨逊史学观念的，是他的代表作《新史学》。虽然在鲁滨逊生活的年代里，“跨学科”一词尚未普及，他还未能借助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观念，但是，如果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重新审读他的《新史学》，那么，就不难发现，20世纪初鲁滨逊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相关主张中，已经贯穿着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跨学科思想。
    一
    在鲁滨逊所提出的一系列史学主张中，最具有创新性、同时也最直接表达了跨学科思想的，应该说是他的学科观念。
    众所周知，人类科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结构特点。古代，科学未经分化，一切科学知识均蕴涵在哲学以至神学之中，表现为一种混沌的整体。从15世纪起，随着人类要求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客观事物，认识形式也逐步发生变化，转而采取分门别类的方式，科学由此进入分化发展的阶段。于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相继从哲学或神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为一门门独立的学科。而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则是相继诞生的各门学科“独立”观念的生成，从而在不同学科之间立起一道道森严的壁垒。
    毫无疑问，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研究也是随着科学进入分化发展阶段，而逐渐从哲学以至神学中分化出来，演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由于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没有也不可能立起森严的壁垒（注：参见拙文：《当代史学与跨学科研究》，《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尽管如此， 伴随着历史知识演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及专业化，不可避免会相应形成以历史学自我为中心的学科观念。而在分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发展阶段，这种观念是那样的深入人心，以致演变为阻隔历史学与其它学科往来交融的学科壁垒。更有甚者，随着其它各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转而需要对其所研究对象作历时态的溯远源性研究，于是这些学科的学者纷纷把触角伸进历史研究领域。面对这种状况，“许多历史学家想竭力保护历史的领域，深怕为其它学科所侵占”（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1页。）。而抵御其它学科“侵占”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捍卫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这样一来，势必增强了历史学科的“独立”观念，强化了固有的学科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