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些内容互有差异的回忆录呢？
    首先，人对亲历事件的记忆，是一个随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模糊的过程。所以，通常情况下，所有回忆录都是离事件的发生时间越近，真实性越大，反之，可信度越小。也就是说，以上这些回忆的可靠程度按时间顺序来排列是：陈独秀(1923)、蔡和森(1926)、陈独秀(1929)、马林(1935)、张国焘(1971年版)④，除非有日记等材料的帮助，否则，张国焘的回忆录最靠不住。
    其次，要探究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事件回忆不同的原因。比如陈独秀1929年的回忆与1923年的回忆有明显的差别，如何看待这种差别，哪一年的更可靠呢？陈独秀的第一次回忆是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三大”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3]182。当时陈独秀的身份是中共的最高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马林又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三大”，如果陈独秀和盘托出西湖会议的真相——中共中央集体反对国共合作，接受国共合作完全是因为尊重国际纪律——肯定会对正在召开的中共“三大”产生不良影响。陈独秀的第二次回忆是在1929年12月，此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已经彻底失败，陈独秀先是被共产国际解除职务，接着在1929年11月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所有的顾虑都没有了，再也用不着避讳遮掩了。所以，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第二次的回忆更可靠一些。
    第三，可以利用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一些回忆中的错误和不实之处。比如马林的回忆，从时间上看，应该有可信度，但从他对与会人物的回忆看⑤，显然他把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混在一起了。从《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和《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3]121－122可以看出，马林在回答伊罗生关于他与陈独秀的回忆相矛盾的话语有许多不实之处，也就是说，马林在回忆中撒了谎。马林之所以这样回答，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此时大革命已经失败，如果中共是在马林以“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的胁迫下，“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勉强同意加入国民党的，那么马林对大革命的失败就应该负重大责任，而这显然是他不愿意也不能接受的。
    第四，可以利用一些相关资料，印证某人回忆的可靠性。比如蔡和森，根据各种资料印证，他参加了西湖会议，且1926年在其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及了这次会议。1930年年底或1931年年初，他专门撰写长文《论陈独秀主义》，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却对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关西湖会议的叙述未置一词。1929年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时，张国焘在中共中央任要职，但当时他对陈独秀的相关叙述一言未发，他在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也从某个侧面证实了陈独秀叙述的准确性和马林谈话的不可靠性。这些都可以作为陈独秀第二次回忆比较可靠的证据。
    如上所言，在对1922年8月杭州西湖会议的几个回忆版本中，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的叙述最可靠，其可信度远远超过马林和张国焘的回忆，但长期以来，在党史研究中，特别是在李大钊研究中，这则资料被极端忽视。不少学者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片言只语，称“在李大钊的劝解和疏导下，西湖会议终于通过了共产党员有条件加入国民党的决定”[4]，“西湖会议的决定，成为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中，李大钊发挥了重要作用”[5]。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类似的说法很多，笔者不再多加列举，也不想谈论这些说法合理与否，但显然，它们对陈独秀的回忆都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党史就很难跳出纪念史学和谴责史学的泥淖，摆脱过去那种为革命伟人脸上贴金、向坏人头上浇粪的套路。党史研究如果不把学术化作为自己的正轨，党史就不可能成为信史。
    (二)尊重史料，避免割裂史料，更不能故意歪曲。史学首先是史料学。对于历史资料，我们要抱着尊重、尊敬的态度，不能随意割裂。党史是一门很严肃的学科，这种严肃不是指它的意识形态性，而是指它的客观性、科学性。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党史要成为信史，成为科学，就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屈从某一时段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要求，人为地歪曲历史，断章取义地对待历史资料。换句话说，党史研究如果不能尊重史料、实事求是，党史也就不可能正确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新中国的前30年，“左”的错误不断，甚至酿成了“反右”和“文革”那样巨大的历史悲剧，这与当时国内的学术、文化“过分政治化”，缺少相对独立性，是有一定关系的。“文化的独立或自主使得文化又成为影响社会甚至政治的重要力量，这是现代社会所共有的，也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共有的。只有获得自主，文化才可能与政治建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只接受政治的影响。”[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界许多重大问题都有和过去不一样的说法，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颠覆。这种现象显然是和新中国的前30年党史研究在政治过分的干预下，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直接为意识形态作注释的工具联系着的。抚今追昔，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实事求是、尊重资料、尊重客观事实，是党史研究少犯、不犯错误的前提。
    在检索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作者割裂资料、弄错资料是由于没有阅读原始资料、转引自他文，或由于水平有限、人云亦云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失误，但有些作者则是有意地装糊涂，譬如王子今在《青年毛泽东的自由意识——以〈伦理学原理批注〉为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一文中，作者一字不错地引用了张昆弟日记中从“毛君润芝云”到“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这一段文字，但专门用省略号把“余甚然其言”这5个字省略。“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省略号表明，作者显然懂得，从“中国人沉郁固塞”到“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是张昆弟所言，而不是毛泽东所言。这种故意的错用比他人的无意误读更不可原谅。
    (三)实事求是，诚实注释。根据查证，较早使用张昆弟这则日记的是李锐。李锐是建国以后较早研究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专家，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页)、《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和《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作者都引用了1917年9月23日的张昆弟日记，但文字上与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有不少出入。
    时近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⑥
    将李锐的这段引文与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张昆弟日记相比对，依次看来，可以发现，李锐的引文在“现在国民”后面缺了“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这10个字，在“开发”后面缺了一个“其”字，“网罗”错成了“罗网”，在“魄力”后面少了一个“颇”，还缺少了“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一段文字。
    周溯源编著的《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是一本风格别致的通俗学术著作，读者颇多，影响颇大。该书由红旗出版社1998年出版。但在该书中，李锐这段引文中的错误不仅没有被纠正，反而更进一步，被错写成下文：
    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7]
    该书的作者在著作中对这段引文的标注是“摘自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日记，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39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但考察该段文字，可以推断，引文的直接来源仍是李锐的著作，作者根本没有阅读《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相关内容，所以不仅丝毫没有纠正李锐的错误，反而把李锐引文中的“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这一大段漏掉，导致这段资料严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