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笔者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环境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分界点是1492年和1969年。哥伦布航行美洲，两大半球汇合，地球连为一体，人类和其他物种实现跨洲交流，造成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之巨大变化。差不多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把人与环境完全割烈开来，形成二元对立、机械论和还原论的分析方法。在基督教文明圈，宗教改革强化了我为上帝、万物为我的传统思想。这种种变化凑合在一起促成了以工业主义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这种文明促成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也造成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几乎把人类文明逼入难以为继的绝境。《增长的极限》就是工业主义时代的盛世危言。1969年人类登月成功，意味着人类跳出地球本体，从太空俯视我们生存的地球，进而能够超脱于人类中心主义。差不多与此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从理论上彻底摧垮了二元论、机械决定论和还原论。后现代主义思潮首先对现代性进行反动，然后通过科学的返魅来重建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这种种因素一起促成人类文明正在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即从整体论、有机论出发，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但它并不是要把关注点从人类转向非人类，而是要扩大和深化对所有环境因素的关注。（注：A.Naess,Politics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in G.Sessions（ed. ）Deep ecology forthe 21th century,Boston,1995,pp.445-453.）
    为什么环境史于60年代在美国兴起？环境史的诞生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客观要求和许多学科知识不断积累相结合的产物。
    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欧洲人登上北美大陆到本世纪20年代。欧洲人以“世界是为人创造”的理性精神和“我为上帝，万物为我”的价值观为指导，对北美进行疯狂征服。与此同时，深受欧洲浪漫主义和美国超验论影响的H.索罗主张人要尊重其他生命体。1890年，边疆的消失预示着国家权力指导的征服完全击败了索罗倡导的人与自然同一和谐的田园梦想。以G.平托为代表的一批官僚知识分子提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聪明利用和科学管理”的功利主义环境保护思想（Conservation）。这一主张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接受并发起了资源保护运动。然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J.缪尔的把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结合起来的超功利的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第二阶段从经济大萧条和尘暴开始。尘暴和旱灾迫使美国人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重新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思想并开始改变传统的价值观。生态学是德国科学家E.海克尔在1866年提出的，但在它的美国化过程中，F.克莱门茨1916年出版的《植物演替：对植被发展的探讨》是一个里程碑。他认为地球上每个区域的植被都经历了从幼小不稳定状态发展到复杂平衡的“顶极”、形成“顶极群落”的生态演替过程，生态学正是研究这个过程，因而生态学家也是自然史学家。大平原的顶级群落是原始草原，但在19世纪末完全被外来群落破坏，那是因为美国人输入了由随意开发自然的价值观指导的、大草原不能适应的农业系统。因此生态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A.利奥泊德揭露了纯粹由政府包办或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环保体制的片面性，从生态学出发构建了内部结构是生物区系金字塔的土地共同体。强调其中每个成员都有继续生存的权利；人类只是其中一员，必须尊重其他成员和共同体。倡导用审美道德观念指导人们的行动，以保护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稳定和美丽。1962年，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指出在我们时代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环境污染。DDT 不仅能杀死害虫，还危害那些食用了经过食物链染上DDT的食品的人类。核试验和核战争不仅威胁人类的生存，还会渗透到遗传细胞中，造成发育的变异。卡逊的著作激起了全民环境意识觉醒和声势浩大的环境主义运动。生态学的普及客观上要求研究环境史，环保运动的发展也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
    许多学科的发展为环境史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考古学不再只对挖掘文化遗存感兴趣，还开始使用环境科学的技术和方法探讨古人怎么生活、如何利用技术进步适应环境。环境考古学的形成给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的历史提供了方便。地理学从环境决定论向可能论的转变和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对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注：关于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的区别与联系， 可参看M. Williams, Therelations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R.布朗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历史地理》中不但强调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中，还着重探讨了由于人的活动引起的某一地区在历史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注：参看R.H.布朗著，秦士勉译，《美国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73年。）人类学发展出了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生态人类学。它着重探讨人及其文化通过资源分布、生产方式、繁殖方式和消费方式与环境发生的关系。生态人类学给环境史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它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注：参看R.内亭：《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田中二郎：《生态人类学》，《民族译丛》， 1987年第3期。 ）新社会史的“自下而上”和注重普通人生活的方法突破了历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精英人物的传统，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 （Grass roots 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历史学研究一改过去只注重“明显的历史”（Manifest history）（注：B.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 399页。）的风格，出现了强调环境因素的新现象。法国年鉴史学的崛起促使历史学家不但关注微观事件，更要研究长时段，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F.布罗代尔在《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开篇就强调了环境在历史中的作用，把环境作为结构性因素来分析人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并预测未来。美国边疆史学派在五六十年代虽然已过F.特纳学说的鼎盛期，但仍然吸引着年轻的历史学家抛弃环境决定论，改用现代生态学、环境学对边疆问题和美国文明的成长进行新的解释。这是环境史之所以在美国诞生的内在基因。K.魏特夫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共的，世人皆知，但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治水社会”理论对环境史研究有重要启发性，这一点也不能忽略。他认为，环境与人都在不断变化，环境通过人的活动与社会互动，促使社会结构重建，进而导致专制主义。历史学的这些变化为环境史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环境史的诞生本身就是多种学科研究发展和深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