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环境史的发展和理论建设
    环境史的发展可以从两方面来反映，一是专业团体和杂志的变化；二是研究范围的扩大。
    环境史诞生后，发展势头迅猛，成果纷纷涌现。1970年春季学期，纳什教授首次在加州大学开设了“美国环境史”课程， 选课学生达450名。环境史终于挤进大学的课程目录，进而成为必修课程。1973年，当时供职于新泽西技术学院的J.欧皮开始策划筹组专业学会。1974年，一批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利用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开会之机，坚定地离开美国历史学会，组成“美国环境史学会”，不久还公开出版了自己的专业杂志《环境评论》和内部交流刊物《环境史通讯》（注：C.Miller & H.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inEnvironmentalhistory,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7,p.ⅩⅣ。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环境史学会”成立于1976年。A.Crosby,The Past andPresent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HistoricalReview,October1995, p.1188.）。时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的P. 柯廷虽然对此不满，（注：柯延说：“战后几十年，历史学的很大发展，但历史学家数量并未扩大，从历史学家协会分裂出去成立更专业的学会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行动。”P.柯廷，《深度、广度和相关性》，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新挑战：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演讲集》，第440页。 ）但亦无可奈何。这实际上是美国历史学开始从整体的“和谐”史观向“碎化”和多元化的新趋势转变的客观反映。
    《环境评论》的首任主编是J.欧皮。在长达十年的任职期间，他苦心经营，设计规范和方向，在该领域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1983年，丹佛大学教授D.休斯接任主编，给杂志注入新活力，并把它改成季刊。在这一时期，美国环境史受政治影响较大，着重研究环境保护运动史、荒野的概念，目的是通过评估人类社会对环境的破坏来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1985年，W.罗宾斯担任第三任主编。1988年，J.欧皮再任主编，于1990年把杂志更名为《环境历史评论》，1996年与“森林史学会”的《森林和资源保护史》合并为《环境史》，由H.罗斯曼任主编。在这一时期，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吸收了城市史、伦理史等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上采用混沌理论、盖娅学说、种族、阶级、性别等方法；还对本领域进行严肃的自我反省，致力于理论整和，这反映了美国历史学80年代后转向“综合”和国际化的新变化。另外，在环境史的发展过程中，几本杂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的《太平洋历史评论》和《美国历史杂志》分别在1972年8月和1990年3月设专刊。法国的《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也在1974年5-6月设专刊。英国还在1995年出版了环境史的专业杂志《环境与历史》。
    环境史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展。从地域上看已覆盖全球，从论题上看已涉及各方面， 讨论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化。 （注：参看D.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一书的参考书目。）美国环境史发展最快，因为与环保运动结合最紧密，在如下议题上，美国学者着力最多。 （注：参看R. White, Historiographicalessay,Americanenvironmental history:Thedevelopmentofanewhistorical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pp.297-335.）一是环境保护史，分为生物中心型、经济型和生态型。但也有激进派学者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基本威胁是社会失序，环境问题只是借口，历史学家应抓住根本问题。二是生态学和生态思想史，如拉夫洛克的“盖娅假说”及其对环境保护的影响（注：D.沃斯特著，侯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三是环境感知，研究美国人为什么、如何用绘画、文学、美学等来反映荒野、草原、景观。四是不同民族所特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可分为田园主义的阿卡狄亚式和类似于扩疆拓土的帝国主义式。五是化学污染，尤其是对隐藏在杀虫剂和核污染背后的资本主义、群众健康、社会正义和政府作用的研究。六是水资源保护和国家公园；水资源保护涉及水权的历史归属、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要求和开发前景。国家公园研究主要关注其是否有经济价值、是否是对环境进行全面保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等。
    欧洲历史悠久，环境史研究具有连续性。古典时代，偏重环境变迁与文明崛起与衰落的关系。中世纪，主要研究疾病、人口、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关系。近代早期，主要分析独特的环境与欧洲崛起的关系。进入近代以后，论题多元化。如科学革命如何使人与环境二元对立（注：C.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工业革命与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生物科学和自然史在殖民主义侵略中的作用等。当代主要研究欧洲的绿党和绿色政治。对前苏联东欧地区，主要研究马列主义环境观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环境的人为破坏和重建。
    对非洲环境史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角度新。1968年，P.柯廷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流行病学与奴隶贸易》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研究议题涉及的时间最早是第四纪东非环境史，然后是非洲生态环境变迁与人类的进化和古典文明的中断。指出非洲传统社会既不是田园诗，也不是血战成性，又不是破坏环境，而是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殖民主义入侵后，世界市场经济代替了生计经济，掠夺成性，造成森林被毁，牧场过载，土壤侵蚀，气候变异，干旱、饥荒、疾病流行。殖民者打碎了原有政治体制，破坏了传统的互助合作、共度难关的能力，加重了灾情。（注：H.Kjekshus,Ecology Control and EconomicDevelopmentin East African History, London, Firstedition, 1979; sec-ondedition,1996.J.Giblin,The politicsofenvironmentalcontrolin northeastern Tanzania 1840-1940, Philadelphia,1992.）殖民者虽然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如用科学方法保护森林、牧场和土壤，改变土地占有形式和耕作、放牧方式以及居住模式，但终因隐含种族主义目的而引起广大非洲人的反抗斗争。（注：J.Giblin & I.Kimabo（ed.），The Custodians of the Land, London, 1996. Journal of SouthernAfrican StudiesVol. 15, No. 2, 1989. Specialissueonthepolitics of conservation in southern Africa.）独立后，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或现代化，对环境造成更大破坏，非洲被边缘化。环境问题与政治、民族等矛盾相互交织，出现“环境难民”；环境破坏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失去生存基础；环境压力要求非洲走生态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注：V.James（ed.），Environment and EconomicDilemmas oftheDevelopingCountries: Africainthe21thCentury, Westpoint, 1994. A. Ahmed（ ed. ） ,Environment 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inEasternandSouthern Africa,MacmillanPress LTD.1998.）非洲环境史研究是继殖民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和现代化或发展史学后的巨大进步，意在通过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现非洲人是如何生产和生活的，进而揭示非洲人的历史首创精神，使非洲人真正成为非洲历史的主人。
    亚洲和拉美研究相对较少。古代主要涉及环境变迁与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玛雅古文明的兴衰。哥伦布到美洲后，全球实现了人口、疾病和物种的跨洲交流；森林过度砍伐和经济作物种植对土地的过度利用促使殖民政府进行并不成功的环保立法和实践。独立后，都处于环境开发、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中。印度学者M.加德吉尔和R.古哈的研究不仅实证地解释了印度人与环境关系的发展，还具有理论意义。他们认为，生产方式是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但如果不把它与具体的生态环境如土壤、水源、动植物、矿产资源等联系起来，就不能唯物地解释历史发展。 （注：M. GadgilandR. Guha, Thisfissured land: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Berkeley,1992, p.12.）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工业化，公害严重，民间抗争加强，公民政治发展。中国环境史资料和内容非常丰富，可惜研究不够而且分散。1993年台湾中研院经济所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学院联合在香港召开讨论会，在亚洲和世界范围探讨中国人的环境观、环境与聚落、环境与边疆人口、生态环境与经济之互动、自然环境与水利灌溉、气候与农业生产、流行性疾病、民间和官方对环境的不同认知等。（注：尹懋可、刘翠溶编，《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研院经济所，1995年。）澳洲主要涉及殖民者带来的人口、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入侵，以及环境管理与保护政策。对北极和南极大陆的研究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