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尚为大学历史系学生的陈训慈提及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明显倾向：“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学者常不能共通声气”，这实乃“不幸之现象”。①以上所言，治学取向的“新旧”和地域上的“南北”成为判断是时学术派分的标尺，这不仅是各地学者“不通声气”的隔绝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彼此间的对立。
    陈训慈或有亲身感受，他所在的东南大学向以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对峙而闻名，常被当时的舆论界和当下研究冠以“旧”或“南方”之名。②如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9月在南高师基础上成立东南大学，1923年秋两校合并)的《学衡》杂志以反对新文化派白话文运动为指归。《学衡》健将胡先骕在该杂志停刊后多年指出：“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今年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而《学衡》得以植根的背景正是东南大学的“朴学精神”：南雍师生反对“北方学派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不问华夷，不问今古”。③虽然南高、东大以融合古今中西为期许，但在北方学人看来，南高、东大的学术风气实为守旧。此种印象一直延续至今。如杜正胜提出：近代中国的学派有“趋新”的北大和“守旧”的南高之分，两相对立。④但是，不仅历史上北大和南高、东大为“变量”，学校、学术机构和学人轮替频繁，而且学术的“新”与“旧”也应限定在相对意义中进行考量。
    1927年之后，因政局转变，东南大学被改组为中央大学。从东大到中大，不仅有学校政治氛围的转易，而且学术文化层面亦有“变”的一面。这种“变”既有学术理路的逻辑衍化，其中包括学人、学派的分合因素，而且还有政治社会方面的造因。
    近年来学界渐多关注民国南方学术(主要包括南高师和东大的所谓“学衡派”、“南方国学”、“文化保守主义”、“章黄学派”、“史地学派”和“南高史学”等)⑤，但表现出较偏重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而相对忽略1927年后的中央大学的倾向。更应注意的是，大学及其下属院系为“现代性”的学术机构，本不同于学缘上的师承、地域上“学派”或同人刊物，⑥故而构建完整的“学术谱系”反而遮蔽那些看似枝蔓的部分，影响后学者在历史视阈中考察以大学为单位的学术文化流变。本文以中央大学历史学科(1927－1949)为个案，考察其治学取向、课程结构与学术认同以及所谓“学派”建构之间的关系，并涉及“学术共同体内”的派系分际和权势争夺。
    一、治学取向与学术认同
    1931年12月，新的国立四川大学合并成立后，文学院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各学系课程标准问题。当时国内各大学文学院课程各异，川大文学院同仁认为，关于中国文学系，“中央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则以研求本国学术为主脑，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则以研求纯文艺以期创造新时代之新文学为主脑”，文学院院长向楚表示，对于中国文学“自以研求本国学术为主”。关于各大学历史系，“一为偏重历史整理方面，北平各大学每系如此；一为注重历史智识之研究，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即如此”，何鲁之提议川大史学系应以“对史学上之智识之研究”为主。⑦显然，川大文学院与中央大学同调。他们看待中大文系以“中外新旧”为划分标准，而对中大史系的态度却并不以此为据。
    1936年周予同发表《纬谶中的“皇”与“帝”》一文，开篇即提“年来国内治中国古代史”分四派：“泥古”、“疑古”、“考古”和“释古”。⑧五年之后，周予同再作宏文，系统阐述了五十年来中国新史学的流派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新史学应按“史观”和“史料”之侧重划作两大派别，其中“史观派”中又分为“儒教史观派”和“超儒教史观派”，前者再分“受古文学派影响者”和“受今文学派影响者”，后者再分为“疑古派”、“考古派”和“释古派”。受古文学派影响者即受章学诚和章太炎的影响，如张尔田的《史微》、陈汉章的《史学通论》和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这一派史学并没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真正开启中国新史学的是受康有为和今文学派影响的史家。周氏对于中国史学流派的划分颇具影响力，在他看来，章太炎和柳诒徵等人的古史研究虽有影响力，但还够不上“新史学”，而先前提到的“泥古派”更被他剔出论列，连发声的资格都被剥夺，只是说他所指的“泥古派”就是冯友兰说的“信古派”，而接近钱穆说的“传统派”。⑨
    中国史学本无“疑古”和“信古”的派分，随着近代以来新史料和出土文献的发现以及“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同史家对于新旧史料态度的差别导致看待古史体系的视差。特别是随着顾颉刚“古史辨”运动的开启，全面揭开了中国史学界关于古史体系的论争。
    “信古”是“疑古”的对称。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刘掞藜师徒曾对顾颉刚的疑古观表示强烈不满，因顾释禹为九鼎动物(虫)而引发了当时影响巨大的学术争论。用顾氏自己的话讲，他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顾颉刚“着了魔”，于是刘掞藜依据“经典常识”反驳顾颉刚，来回打了半年的笔墨官司。⑩在双方交锋过程中，顾颉刚隐约揶揄对方守旧不化，但似乎并没有点明其“信古”。不过，支持顾颉刚和钱玄同疑古的魏建功将柳氏师徒归为承认任何史籍“古今共信”。(11)顾颉刚的老师胡适也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功夫。”(12)胡适之言意旨在于为今后中国新史学指出南北学术融合之路，但同时也将南方史学(尤其是东南大学)与“信古”间画上等号，凸显南北史学分际。
    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史学系(抗战期间改名历史系)庶几面目全非。实际上，1925年柳诒徵因易长风潮离开东大，柳氏弟子中除了陈训慈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外，只有缪凤林一人长期在中大任教。此外，中大史学系教授大都是不具本校背景的新人，有几任系主任陈汉章、朱希祖和金毓黻还是北大旧人。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金毓黻为本系历史学会主编之刊物《史学述林》题词曰：
    本校之历史学系，具有二十余年之历史。盖自南京高师之史地科、东南大学之史地系，逐渐衍变而成，且继长增高，以至于今日，甚矣其难也。尝谓吾国古今之学术，因长江大河之横贯，显然有南、北两派之差别。……史学亦然，廿载以往，北都学者主以俗语易雅言，且以为治学之邮，风靡云涌，全国景从。而南都群彦则主除摒俗语，不捐雅言，著论阐明，比于诤友，于是有《学衡》杂志之刊行。考是时与其役者多为本校史学科系之诸师，无以名之，谓为史学之南派，以与北派之史学桴鼓相闻，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今校长罗君治西史有声，曾为北派学者之健将，嗣则来长吾校，将满十年。向日以为分道扬镳不可合为一者，今则共聚一堂，以收风雨商量之雅。盖学术以互竞而孟晋，譬之江河分流，以俱注于海，其趋不同，而其归一也。……夫学问之道，以求是为归，何必尽同。本系诸君应勿忘往日史学南派之历史，以共树卓然自立确乎不拔之学风，因而相激相盪，与以有成。(13)
    金毓黻，辽宁(奉天)辽阳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1936年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金氏以上述语，一方面强调中央大学历史系延续南高东大时代的“史学南派”的学统和南北学风的差异；另一方面，又表明此时的中大史学已是南北“共聚一堂”，而且他本人与校长罗家伦类似，为北学南进的代表。话虽如此，但中央大学的史学形象在同行们的眼中恐怕还是更近第一层意思。
    1952年4月26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厚宣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做自我检查，称自己以前“受北大、史语所胡适、傅斯年的影响”，讲究史料分工，“精专而狭”，看不起南京的中央大学历史系。(14)按胡厚宣1934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即由傅斯年招致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长期从事甲骨文和先秦史的研究。“自我交代”内容虽囿于特定的政治语境，不过出身北大—史语所正统的胡厚宣，其口吻与20年前胡适批评柳诒徵“不曾受过近代史学训练”，所以对史料的估计和材料的整理“都不很严谨”却如出一辙。(15)两位胡先生对中央大学史学的印象其实并非全无来由。
    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建校之初，以“打倒东南学阀”为立校宗旨，积极贯彻“党化教育”，给世人以一种政治激进的形象。(16)1927年夏秋之交，赋闲在家的北京大学老教授陈汉章先后接到第四中山大学和尚在北京政府控制下的北大的邀请电函，两校都邀他重执教鞭，但均被其婉拒。其中，四中大方面由柳诒徵致函相邀。陈汉章在复信的初稿中称：“若马首北向，或有反革命之嫌；若燕处南羁，不无入民党之诮。”(17)不过，陈汉章最后还是应邀于1927底赴南京，任教于第四中山大学史地系(后史地分系，单设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直到1931年初。(18)
    陈汉章在清季即以经史之学名世，民元起在北京大学授课，属学界耆宿。新文化运动期间，陈汉章的学问在北大已属边缘，于1926年夏离京返里。顾颉刚入读北大哲学系时，陈汉章曾教“中国哲学史”一课。当时顾颉刚发现陈先生在课上提供了无数材料，开拓了学生的眼界，但顾当时已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都是“靠不住的”。(19)
    在顾颉刚的眼中，陈汉章虽博学，但过于信古，或与柳诒徵治学有相近之处。顾氏的疑古受今文经学影响极大，所以曾经被他视为学术偶像的章太炎由于是个“纯粹的古文家”，固守汉代古文经学本位，故“对于章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了”。(20)
    宽泛而言，陈汉章南来颇具象征意义，表明在东南大学改组后，学校政治氛围虽新，但学术取向却并未完全转向。这一点与同时期黄侃等人南下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术影响很相似。而中文系黄侃、吴梅、胡小石和汪辟疆等人也与陈氏颇多往返，在南京时常组织诗社，共聚雅集，酬唱应和，颇有传统文人交谊之风。(21)
    陈汉章加盟中央大学使得以往南北史学的新旧对峙得以延续。正如顾颉刚对陈汉章的观感，新派学者大抵批评旧学者不承认或不运用新史料。陈汉章则争锋相对，对史料的新旧有另一番理解。他在中央大学开设“史学通论”课，其中讲到史料之取资问题，认为：“世之矜言改造新史者，必先蒐集史料，抑知新史必从旧史，蜕化而出。……以徵实方法治史，史料何所为新旧耶？”(22)
    近代中国学术的一个主要趋向是经学走向边缘而史学走向中心。(23)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许多老辈史家的学术取向尚在经史之间。陈汉章在中央大学时曾著《史通补释》一文，由柳诒徵作序。柳氏认为：“伯弢先生治经，兼用今古文二家家法，以之治史，亦洪谶举毕”，陈氏《史通补释》用的是“古文家治经之法”。经史不分，是新派史家批评旧派学者学蔽的主要根据。但在柳诒徵看来，陈汉章此法颇善，并暗中批评新派学者，“读其书者，不能论其世，徒泥文句之迹，高谈疑古，是锲舟求剑也”。(24)或许，此种研究史学的路向予四川大学同行视中大史学系的特点为“史学智识之研究”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