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的继任者是金毓黻。金毓黻在北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朱希祖，对他一直执弟子礼。不过，金毓黻对历史系的整体规划似与乃师不完全相同。1941年6月30日，金毓黻为诸生讲《治史纲要》，涉及本系治史的三大纲领：第一、以研究制度文物为中心；第二、以求通重于求专；第三、以养成学问欲为系风。附各条缕析说明，其中研究“制度文物”之原因为中大历史系侧重研究中国史，以正史志书等为研究对象；而“求通”主要体现在注重通史，避免支离破碎的治史方法。(38)桑兵教授已注意到此点，金氏所指以研究文物制度为中心，其实就是关注正史即政治史，与清季至抗战前所有新史学的主张颇异其趣，而是回归中国传统史学的正轨。(39)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金毓黻在中央大学侧重制度文物(正史)和通史，恐怕与“南高史学”的传统更为相近，与史语所那种“窄而深”的专题式研究区别较大。由此来看，前引《史学述林》题词，金毓黻告诫诸生勿忘“史学南派之历史”，颇可玩味。
    金毓黻在1949年前主要的研究范围大致为东北史、辽宋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题目一般比较具体，但他一直向往通识之学。虽然他和柳诒徵没有丝毫学术渊源，但对柳氏之学很是青睐。当年顾颉刚与柳诒徵围绕《说文》与古史真伪问题展开论争时，金毓黻并不同意这位北大学弟的观点，觉得“柳氏之论，不愧通人”。(40)其后又认为“柳诒徵之学识固有可议，而其博闻多识亦自有不可及者”。(41)直至1960年，他仍将柳诒徵列为“平生所敬事之人”。(42)
    金毓黻在北大时曾上过陈汉章的“中国通史”课，他和顾颉刚一样，觉得陈的课“繁称博引。累数百翻而不能终其物”，讲述上古史喜欢用一些“荒诞无稽”的古书而不加裁减，所以引发学生的不满。但若干年后，当自己渐入老境时，翻读陈汉章的《辽史索隐》，出于自身研究的经验，遂生敬佩之情，对于陈氏“博综取约，允为传作”的读书方法十分认同。(43)换言之，金毓黻认为治史不能拘囿于片段的史料文字，而更在于知人论世，由博返专。但有意思的是，朱希祖却认为这个北大时期的老学生治学虽“忠实”，但“仅能搜罗历史材料而不明历史之为何物”。(44)
    从1942年起，贺昌群长期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46年起担任系主任。贺氏治史学属“自学成才”，既未受过大学专业教育，又无明确的师承，也很少看到当下的史学史研究将他归入哪一派哪一系。1947年，他曾与当时服务于中研院史语所夏鼐谈及中央大学的“东南派”教授，表示颇多不满：“文史方面，柳诒徵门下三杰，龙(张其昀)、虎(胡焕庸)、狗(缪凤林)，皆气派不大，根柢不深”，而且他们主持的《学原》杂志在缺少新人文主义者主持的情况下，比《学衡》更差。然而，恪守考据的“京派”学者，“更觉其支离破碎”，考据不可能再成为思想界的主流。(45)贺昌群自非“东南史学”门中之人，但亦非北平“考据史学”的同调。
    所论或许挂一漏万，陈汉章、朱希祖、金毓黻和贺昌群的治学取向和期待并不能涵盖中央大学史系之整体，系内师生研习古今中外历史各有由致。总之，“史学南派”的“学术传统”虽为变量，但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南北学术的对流与差异。
    三、理念、权势与“学派”分际
    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央大学后，文史两系出现的最大变化即北方学人南下。南北交汇赋予学术以新的蕴涵，又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东南大学的“学术传统”。但是，在相容的同时，由于理念和权势上的差别，南北新旧间又往往存生几许隔阂。
    1930年，清华学校毕业的留美博士雷海宗出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他曾委托胡适和梅贻宝代邀此时在史学界正如日中天的顾颉刚南下任教，但被顾拒绝。(46)另据陶希圣回忆，1931年他在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时，校长朱家骅曾对他说：“一个大学的学风，以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为枢纽”，朱计划一步步对中大文史两系进行充实，据说已经约顾颉刚前来任教。(47)
    关于中央大学两次邀请顾颉刚南下任教，尚无翔实资料辅证。不过以常理推断，雷海宗主治西洋史又非本校出身，不同于东南大学旧人以及陈汉章，故能力邀顾颉刚加盟。而朱家骅与顾颉刚交厚，前者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曾延揽后者，出长中央大学后邀顾，至少在姿态上是很有可能的。顾颉刚之所以没有南下，一方面是由于顾喜欢燕京大学平静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顾颉刚的疑古观念与南方史学存在根本分歧也是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学者颠沛，许多人为研究工作和生活计，往往辗转多处单位。当时顾颉刚在重庆中央大学就有一番短暂的执教经历。1941年10月，顾颉刚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之邀赴重庆主办《文史杂志》，11月又应中央大学新任校长顾孟余之邀在中大兼课，1942年3月任中央大学专任教授。(48)顾孟余是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时的旧识。原先，顾孟余欲顾颉刚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但顾颉刚“以系中问题甚多，而予初至不易处理”为由，只同意担任出版部主任。(49)若干年后，顾颉刚忆及此事，说因自己出身北大，“中大和北大不能沆瀣一气，如果我做史学系主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50)
    顾颉刚的回忆或存后见之明，但他到中大后与旧人相处得的确不融洽。顾颉刚在中大时，曾介绍丁山来历史系任教。丁山出身北大国学门，专门研究甲骨文和商周史。据顾颉刚言，为介绍丁山事，“中大中没出息的同事又为我造谣言，或谓我将作文学院长，或谓将任史系主任”。(51)不过，丁山还是顺利到中大服务。刘起釪于时为中大历史系学生，他认为系主任金毓黻对历史学功力深厚，使他掌握了“旧史的系统知识”，而顾颉刚“授我以科学的文籍考辨之学，强调从传统的学术观点中解放出来，并带同我研究《尚书》”。(52)刘起釪在中大接受顾颉刚的指导，成为顾晚年最重要的学术助手之一，颇能传承乃师学问真谛。1945年刘起釪大学毕业后，继续在本校攻读研究生，此时顾颉刚早已离校，但仍担任刘的导师，丁山为副导师。有“旧”有“新”，有“传统”有“现代”，虽共聚一堂，但在学生眼中却是差别立判。
    顾颉刚在中央大学过得并不如意。1943年初顾孟余辞职后，顾颉刚也随之萌生退意，于2月辞去中大专职。同时，蒋介石继任校长，由朱经农任教育长主持校务，校内实权被本校(南高师)出身的教务长胡焕庸掌握。胡焕庸在校内的权势地位受到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而朱家骅与陈立夫长期争斗，为扩充势力而延揽学人，双方对立严重。顾颉刚虽然不再担任中大专任教授，但一段时间内仍在校内兼课。朱家骅曾两次嘱咐顾颉刚不要脱离中大，并请他拜访历史系教授沈刚伯和丁山等人，请他们也勿提出辞职，“否则胡焕庸方面更得势，学校将更糟”。(53)
    从历史渊源上论，中央大学历史系为当代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前身之一，曾在中大历史系兼课的顾颉刚及其“疑古精神”有时也被当作南大历史系学术传统中的一部分。(54)一般而言，目前中国有历史传统的大学院系均会考镜学系和学科的源流，书写自己的学术史。此类“学科发展史”，不同于传统学案体必强调的“汉宋古今”学派之分。但是，若仔细思考，究竟何为源，何为流，历史上任何学术机构是否都存在“兼容并包”，某些学人或学派的自我认同和对不同大学如何认同，恐怕还需审慎思考。
    顾颉刚与中央大学历史系擦肩而过，一方面源于当时的校政变局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而另一方面与顾颉刚的学术芥蒂有关。在当年，经历古史论争后，顾颉刚似乎对东南大学诸公的印象不佳。1924年12月，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翼谋)、国文系陈去病(佩忍)和顾实(惕生)来北京调查清宫档案，并到北大参观研究所，顾与之交往后，认为“东大三先生，柳多闻而狡狯，顾颟顸，陈则狂生也。柳可与把臂，陈、顾则气味终不投”。(55)对缪凤林，顾颉刚也无好感。在中央大学时，顾颉刚听闻缪欲兼任历史系主任，拉拢学生，对其颇不齿，“此等人心中无是非，无善恶，可叹！”(56)
    缪凤林是顾颉刚疑古派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和柳诒徵一样，常被同业冠以“信古”(或“是古”)之名。缪凤林曾编著《中国通史纲要》一书。(57)1937年3月12日，天津《大公报》的“史地”副刊发表顾颉刚重要助手童书业对缪著作第一册(秦灭六国之前)的长篇书评。首先，童书业赞赏缪凤林书写中国通史的勇气，并称赞“这部《中国通史纲要》，很足以解除我们目前的学问饥渴”。缪著虽然只是大学课本，但在史料上极为严谨，“稍有疑问的新说法与荒诞无稽的旧史料，本书概不收录”。最重要的是，作为后期疑古派的中坚人物，童书业发现一般人印象中缪凤林是“信古”和“是古”的，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缪氏受崔述的影响颇深，并曾说：“其世愈后，传说愈繁，古史之内容亦愈丰富”。(58)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述中国上古史，开篇为“传疑时代(唐虞以前)”，将唐(尧)虞(舜)之前的历史归为“传疑时代”，其历年无法确证。在此篇中，缪凤林又详细梳理“三皇五帝”传说之由来，认为从《尚书》之义，尧舜之后才为信史。(59)童书业发现在继顾颉刚后，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弟子蒙文通和“右翼骁将”缪凤林也开始怀疑起“三皇五帝”。特别是后者，他“素来是以‘信古’著称的古史学者”，也开始有些“疑古”的精神了。(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