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已取得显著的进步，特别是近20年来的成果令人瞩目，如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先有《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宏著的问世（注：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继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那样有开创性的作品出版（注：陈启能、于沛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更有史学理论（包括历史理论与历史学自身理论）等方面的诸多论著的发表，在此不容一一赘举。
    回顾与总结20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是为了未来。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正是以上一个世纪的发展为其基础与起点的。放眼当代国际史坛，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又深深地察觉到，我们的成绩与我们所要担负的任务还是不相称的。对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而言，正如瞿林东教授最近撰文所说的，“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任重道远”（注：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
    是的，任重道远，对还处于相对薄弱的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更是如此了。在这里，本文仅就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谈三个方面的关系问题，现提出来，以祈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第一，关于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是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史学的发展都是不可偏废的。追溯近50年来中国的现当代史学史，我们在如何正确处理与西方史学的关系问题上，有过不少教训，或一概排斥、视为“异端”，或盲目信从、奉若神明。这两种错误的偏向最终使我们吃了亏，在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程中，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曲折与坎坷教训了我们，那就是对西方史学理论既要排除民族主义的狭隘眼光，又要摈弃顶礼膜拜的崇洋心态。因此，确立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文化心态，对于开拓与深化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蒋大椿教授在谈及21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态势时，作出这样的推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学，有能力和潜力居于我国史坛的主导地位。”又说，21世纪史学理论的多元多样化也是难以避免的，“多元多样化是指不同历史观支配下的多样化。新儒学的、西方各种各样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对我国史学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即使主张解构一切的后现代化理论也未必不会在21世纪中国史学界寻找到同道。”（注：蒋大椿：《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断想》，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是的，在史学理论园地中， 应该允许各家各派（包括引入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流派）都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而不只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学的一统天下。
    在我看来，如何阐述与对待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一个理论命题，重要的是要贯彻到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据我个人之见，眼下有两项工作（课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是研究20世纪西方史学入华史以及近百年来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对于20世纪西方史学入华史，笔者近几年来做过一些最基本的梳理工作，（注：参见笔者的下列论文：《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20 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20 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 期）、《当代中国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载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学界也不时有这方面的论著面世。但把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作出综合而系统的考察（注：关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个案研究，实际上已有一些成果发表，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李大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可谓显例。笔者曾与张广勇撰文：《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载《江海学刊》，1986年第3期），涉及到这两者的关系。），至少从目前来说， 则暂付阙如。这分明是一个有吸引力且与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密切有关的课题，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有待有志者作出深入的研究。
    另一是研究近160年， 亦即自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迄至今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之间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界，对此亦缺乏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需要学界去填补这个缺项。现在，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这160 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每个发展阶段中与西方史学的关系，它们两者如何由对抗走向对话，如何既有矛盾、冲突，又有融合、交流？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影响了西方史学，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反过来后者又给前者以什么影响，尤其是到了现当代，如此等等，都值得中国学人以自己的视角，在现有个案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如对英法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关系），进行全面和综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