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西方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里不去讨论一般的史与论之间的关系，那是需要进行专门探讨的一个问题。本文只是说，史学理论的发展须以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为它的支撑点，脱离了史学史的史学理论，就成了空中楼阁，缺乏根基。如此说来，史学史之于史学理论，犹如水之于鱼，是须臾不可分离的。近2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同时代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可资说明。（注：参见张广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这当然并不是说史学史只是为史学理论的发展作铺垫。事实上，史学史的研究中首先应包括史学理论，史学理论也应有机地融汇史学史。这两者的互动与重合关系，表现为历史进程中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本体理论这两个方面。史学理论可以通过史学史弄清自己的本源，批判继承其优秀传统，并可帮助我们选择课题，确定当前史学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史学史也通过对过去史学理论的发掘、评述与阐发而强化史学史本身的理论深度，构建史学史的本体理论（注：关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深论，可参见王建辉《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载《历史教学》，1990年第4期。）。
    多年来，我自己在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对此有较深的体会，离开了史学理论的史学史，那么这样的史学史只能如英国史学史家巴特菲尔德所说的，是一种“书目答问”或“史家列传”，倘如此，“那么它将是一门很有限的学科。”（注：参见巴特菲尔德《人类论述自己的历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4页。）“有限的学科”云云，无非说它是缺乏史学文化的底蕴与深度，与史学史要力求阐明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的宗旨相去甚远。反之，离开了史学史的史学理论，其论不是如雾中看花，不甚分明，就是如前面所说的空中楼阁，缺乏根基。譬如，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怎能离开年鉴学派的发展史，离开现当代法国史学史乃至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史呢？
    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不能脱离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的，这也为近年来我们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时的经验教训所佐证。反思近年来我们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中的不足或失误，究其原委，除了个别情况外，其中大多数是对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的情况不甚了解，致使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工作带有盲目性，走了不少弯路。可以设想，为进一步开展对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势必会涉及20世纪以来西方传统史学的式微与新史学思潮的勃兴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溯至近世以来的人文主义，下延伸到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等；再由西方近世史学溯源到西方史学的源头--古典史学及其后的中古史学……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无疑对我们当前更好地引进西方史学，推进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还需深化与细化。近年来，我国已出版有十多部西方史学史的著作（注：详情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著作应该更上一层楼。对此， 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个案与专题的研究工作，这里不再细究了。借此机会，我觉得有必要重提5 年前的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不管是作总体上的探索，或者作精细的具体研究，都是前景诱人、大有作为的。可以预料，像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等课题，当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不断会有这方面的新著问世。”（注：张广智：《当代中国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载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806页。）前已提及的陈启能、 于沛等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等书的出版，部分地印证了我的上述论断。但是迄今为止，说来惭愧，我们还没见到一部像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见世。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急切地希望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共同努力，能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内，写出这样的作品。倘如是，它无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引发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结合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结合，主要是从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这一视角而言的。对于一种域外的史学理论，即使在输出国被证明是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但它若不与输入国的历史学实际相结合，并且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其生命力，其最终的结局将是可想而知的。君不见，在中国新时期曾一度产生轰动效应的照搬西方的“老三论”、“新三论”及其在这些“新论”指导下的作品，不都成了昙花一现的东西了吗？事实与教训启示我们，对外来的史学理论，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者应确立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总之要“为我所用”，为奠建21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