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如何把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的实际相结合，我初步想到下列两点：
    1、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应与我国历史学传统，尤其是与它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众所周知，在长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历史学蓄积了丰赡的遗产，形成了众多的优良传统，在世界史学中可谓是独树一帜。然而，前几年曾出现过，为使中国史学现代化而盲目丢弃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错误倾向，这种对祖国史学文化妄自菲薄的做法同昔日夜郎自大的做法并无二致，最终都将会导致中国史学现代化误入陷阱，也会导致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走入歧途。
    当然，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理论上的回顾、思考与总结。晚近以来，一些中国史学的研究者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如瞿林东教授的新著《中国史学史纲》（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着墨尤多，很可参看。
    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传统的结合，这就势必推动中外（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外（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问题，总的来说这项工作已有前期成果（注：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374页。），但问题也不少， 比较的简单化与表面化是其很显著的弊端，对此容另处详议。
    2、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应与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尤其要与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或具体课题相结合。这就好比异域的种子，要在我们的国土里生根开花，必须要经过筛选、淘汰与改良。那么如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最好的方法是运用。想当年，如发端于欧陆的20世纪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新品种，传入北美，在那儿立足并发展起来，那还不是归功于美国历史学家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与创造。在当代中国，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已越来越注意到，要把西方新史学理论与具体的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如不少学者把年鉴新史学派的时段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中的具体的个案研究，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事实告诉我们，唯其如此，才能在这样结合的过程中，检验这些外来史学理论的优劣，从而决定它们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