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不管是时人的认知，还是当下的研判，学术取向与学派之别中的“南/北”与“旧/新”对应关系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本文关于1927年后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个案研究从整体上亦支持此论。不过，这种学术差别，从“实”的方面来说，各“派”确有明显差异；而从“虚”来看，自我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他者目光”，也需特别注意。如刘节毕业于清华国学院，受业于王国维和陈寅恪，他曾在1939年受中英庚款资助到重庆中央大学做短期研究。他人中大后有如下观感：“该校办事甚有秩序，而学生少研究精神。一般教授之风气虽不可知，关于人文科学方面，实无多大表现。此风气大约自东南大学以来即已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75)似乎中大烙下了前代“旧学”或“保守”的印记，实少“进步”之处。甚至在一些北方学人看来，中央大学及其学人始终是学术上的异数。抗战胜利后，罗常培(莘田)还跟胡适说起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是“国学”的“反动大本营”。(76)
    但在“旧”的一方，的确也有主动立异的用意。如黄侃对自己被称为(甚至是“讥为”)“旧学”并不回避，并能深刻体察到新旧之别。他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会刊物《金声》撰文云：“近顷从事于国学者亦多途矣，总之不离舍旧谋新者近是”，言小学，金石、甲骨已替代六书、三百韵；言经史，《山海经》、《穆传》替代《易》、《书》和《春秋》；言文辞，则野语、童谣反倒成为主宰。但是，“新之一果愈于旧之一乎？是未可知也”。(77)学术“新旧”的资格至今难下定论，不过船大难掉头，由旧变新实属不易。黄侃生前曾大批购买甲骨文书，但初衷不改，他曾对林景伊说：“汝等少年尽可研究甲骨，惟我不能变，变则人将诋讥我也。”(78)
    抗战初期，金毓黻完成《中国史学史》，第十章述“最近史学之趋势”，文曰：“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然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此奇异之现象，殆遍于世界，不独中国为然。此其所论，或不免失之过当，然吾谓与其谓为旧学之进步，无宁谓为国学之别开新机，与其谓从古未有之进步者为考证学，无宁谓为史学。”考证本为旧时研治经史的方法，于今则变为专门学科，所谓新旧，全在方法是否“应日求其进步”。而近年来研治“国学”更是“蒙受西方之影响而然”。(79)金毓黻后期治学以史为本，兼及经学，求学问学又在南北之间。以上所论姑且不论是否确切，但可表明在某些学人的视阈中，“新旧”不仅相对而言，且时常转化，这对本文所论有启示意义。
    相较于东大时期，中大史学风气变化尤多。但在变化的背后，系内主要教授都存“史学南派”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源于初始期间的“疑古/信古”或“科学/人文”之争，而更多地落实在“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上。不仅南与北之间的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而且新与旧更不能强加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比科学考据更加趋新，古史“层累亡失”说相对“层累造成”说更似同一问题的正反两面，学术视差固然存在，但学界的话语权和实际权势地位有时更具影响力。
    注释：
    ①叔谅：《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1923年3月，第13－14页。
    ②关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南北差别，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5页。
    ③胡先骕：《朴学之精神》，《国风月刊》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第15页。
    ④杜正胜：《史学的两个观点》，《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59页。
    ⑤详细学术史回顾可参见彭明辉：《现代中国南方学术网络的初始(1911—1945)》，《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29期，2008年5月，第51—84页。余文不再一一赘述。较新的研究有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吴忠良：《传统与现代之间：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龄出版社2006版；赵雨乐：《中国文化史的构建——从〈学衡〉形成的派别说起》，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46页。近期，笔者对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风格和“学派”建构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详见《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⑥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学术史中的学派问题，受桑兵教授启发。详见其《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102页。
    ⑦《文学院二十年度第一学期第一次教务会议录》，1931年12月23日，四川大学档案，转引自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2—133页。
    ⑧周予同：《纬谶中的“皇”与“帝”》，原载《暨南学报》1936年第1卷第1期，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页。
    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原载1941年2月《学林》第4期，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13—523页。
    ⑩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第17—18页，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关于顾颉刚与柳诒徵、刘掞藜的论争文章收入该书。
    (11)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50页。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1922年8月26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31页。
    (13)金毓黻：《史学述林题辞》，见《静晤室日记》第6册，1940年12月30日，《金毓黻文编》编辑整理组校点，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629—4630页。
    (14)谭其骧：《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76页。
    (15)胡适：《评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1933年6月)，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16)详见蒋宝麟《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7)陈汉章覆柳诒徵函初稿(约1927年9月)，原件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转引自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290页，钱著句读有误，已更正。
    (18)具体时间考证参见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第292—312页。
    (1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36页。
    (20)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26页。
    (21)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黄侃和吴梅日记的相关内容，不再赘述。
    (22)陈汉章：《史学通论》，国立中央大学版，时间不详，第125页。据《民国丛书》第2编，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
    (23)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和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