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妇女不仅被关在民主政治的门外，而且还随着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被进一步剥夺了活动自由，这使她们与男性和社会更加隔绝。在某种程度上说，雅典妇女的地位在民主政治时期要比先前的时代更低。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有赖于不同等级公民的团结，没有农民和从事工商业及航海的第四等级公民的合作，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巩固的。为了缓和平民与贵族的矛盾，限制贵族的权力，雅典民主政府加强了对妇女的控制。公元前6世纪，在雅典城邦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极其尖锐， 平民酝酿着起义的情况下，梭伦作为仲裁者和调停人而当选为执政官。在他上台后实行的改革中，包括不少针对妇女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他允许男性监护人把丧失童贞的未婚女子卖为奴隶，并对妇女在行走、节日庆典、丧葬、嫁妆和饮食等方面的行为规范都做了具体规定。他提出，妇女外出的时候，穿的衣服不许超过三件，所带饮食的价值不许超过一奥波尔，饭篮不许高过一肘。妇女不得夜行，除非是坐在四轮车上，在车前挂灯照路。禁止陪嫁妆奁，新娘结婚时只能带三套换洗衣服和一些不值钱的家具（注：Plutarch, Solon, ⅩⅩ-ⅩⅩⅢ。）。从梭伦的改革措施我们可以断定，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 雅典妇女还享有较多的活动自由，而在这以后，她们的行动直接受到了法律的干预和控制。梭伦以及后来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府的统治者所采取的这一类针对妇女的措施，目的在于抑制贵族的势力，防止他们借婚礼、葬礼等机会炫耀自己的财富，消除男性公民之间的纷争，巩固民主政体的基础。但是，这些限制贵族势力的措施，却造成了对雅典全体妇女的压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雅典妇女是民主政治的牺牲品。当雅典的男性公民获得更多的平等权力的时候，妇女的行动却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她们的地位进一步降低。
    斯巴达实行的是贵族寡头政治，城邦政权掌握在国王、长老和监察官等一小撮贵族手中，普通斯巴达男性公民对城邦事务的发言权并不比妇女大多少。而且，由于男子长期征战在外的原因，斯巴达公民妇女对城邦事务有一定的参与机会。亚里士多德说："在斯巴达人国力鼎盛的时期，他们的许多事情由妇女管理。执政者被妇女所统治和一个实际的妇女政府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注：Aristotle, Politics, 1269b.）普鲁塔克宣称，斯巴达的男人们服从她的妻子，并允许她们干预公共事务，这种干预比男性对私人事务的干预多（注：Plutarch, Agis,7, 3.）。显然，斯巴达妇女的政治地位高于雅典妇女。这两个城邦妇女政治地位的比较，有力地说明在城邦制度下，民主政治并不能给被排除在公民大会之外的妇女以更多的权力。
    第四，夫妻之间的年龄悬殊使雅典的妻子们处于不利地位。
    关于雅典男女的成婚年龄，古典作家的著作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提到，克利托布勒斯娶妻时，他的妻子"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伊斯可马可斯的妻子出嫁的时候，还不到15岁（注：色诺芬：《经济论》，Ⅲ，13；Ⅶ，5。）。 梭伦把男子娶妻的年龄订在4×7或5×7，即28岁至35岁之间（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398页注①。）。 柏拉图的《法律篇》告诉人们，男子成婚年龄应规定在30岁至35岁（注： Plato, Laws,721b.）。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强调，妇女的出嫁年龄应规定在18岁，男子的成婚年龄则应当是37岁前后。倘若男女都遵守这样的规定而按时成为眷属，则两方媾配的开始同在人生健壮的岁月，他们的生殖能力的消失也不致有多大参差， 子女的继承于双亲也恰好相当（注：Aristotle, Politics, 1335a.）。根据古代作家的说法，波梅罗伊推断，雅典女孩理想的初婚年龄是14岁，嫁给30岁的男子（注：S. B. Pomeroy, 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p.64.）。 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雅典新郎与新娘之间的年龄存在很大差距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夫妻之间的年龄悬殊使雅典的丈夫们与妻子们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朋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利托布勒斯与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讲的话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少。年龄的差异使雅典人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父女，而不像是平等的伴侣。年龄上的优势使丈夫对妻子抱着家长式的统治情感，色诺芬著作中的克利托布勒斯和伊斯可马可斯都以长辈的口气教导着年轻幼稚的妻子。生了孩子的雅典妇女自己本身还是个孩子，她们不能不对年长而有经验的丈夫言听计从，像对父亲一样尊敬服从他们。
    夫妻之间的年龄差距，也使雅典的丈夫们对年轻妻子的性忠诚十分担心。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地母节妇女》中，一个妇女说道，如果有妻子编织花冠，她就会被认为是在和别人搞恋爱；如果有妇女在屋里走动的时候把一只器皿掉在地下，他丈夫就会问，这只瓦罐是由于思念谁而打烂的？对妻子的性忠诚不放心的雅典丈夫们必然会加强对妻子的控制和监督。在同一喜剧中，阿里斯托芬提到，雅典的丈夫们在闺门上打上印记，安上插销，把妻子看管起来，还养了摩罗西亚狗来吓走妻子的情人（注：Aristophanes, The Thesmophoriazusae, pp.401-416. ）。丈夫的严格监督使雅典的妻子们与男性和社会进一步隔绝。
    相比之下，斯巴达男女两性成婚年龄的差距不如雅典人那样大。普鲁塔克提到，来库古为斯巴达男人们和女人们规定了结婚年龄，以便由成熟的父母生下健壮的孩子（注：Plutarch, Moralia, 228A.）。他还说过， 斯巴达女子是在她们的大好年华、丰满成熟时出嫁的（注：Plutarch, Lycurgus,ⅩⅤ， 3.）。色诺芬告诉我们，来库古坚持男性应当在他们的盛年时期成婚（注：Xenophon,ConstitutionoftheLacedaemonians, Ⅰ， 6.）。这些史料虽然没有提供关于斯巴达人成婚年龄的准确消息，但至少可以说明斯巴达女子结婚的年龄要比雅典女性年龄相对大一些，因为前者结婚时已经成熟，后者出嫁时还只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卡特里奇根据尼尔逊关于斯巴达的女性教育与男性教育相配合的设想推断，斯巴达女子较低的结婚年龄大约为18岁，斯巴达男性正常的结婚年龄大约为25岁（注：P. Cartledge, SpartanWives:LIberation or Licence? p.98.）。达到了比较成熟年纪的斯巴达女性在与丈夫的相处中，不会显得像雅典的新娘们那样年幼无知，因而在家中享有较多的发言权。
    第五，男女教育水平的差别，使雅典妇女在夫妻关系中处于劣势。
    由于雅典男女两性的成婚年龄、社会角色和道德标准的不同，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别。雅典男性公民的活动领域在户外，他们有权参加议事、担任公职和陪审员，还可以参军服兵役，因而受到较高程度的教育。他们学习修辞术，以便在公共会议上发表富有说服力的演讲；他们受到体育训练，以成为强壮合格的士兵。雅典女性公民的活动领域在家内，无权参加城邦政治生活，社会舆论要求她们沉默寡言、恭顺服从，除了母亲教给的治家之术，她们很少有机会受到正式教育。当她们的男性同代人还居住在父母家中发展他们的智能和体能时，雅典的年轻女子早已成家，当了母亲。
    雅典的社会舆论反对给妇女提供超过管理家务知识范围的教育。公元前4世纪的作家、 教师特奥佛拉图斯教导人们："至于教育妇女懂文识字这件事，必须把它局限于管理家务的程度。更进一步的教育会使妇女在所有其他的领域里太空闲了，把她们变成话匣子和爱管闲事的人。"（注：A. Powell, Athens and Sparta, LondonandNewYork, 1988, p.342.）
    在社会舆论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下，许多雅典父母力求用与外界隔绝不通信息的方法来使女儿保持纯真，结果使不少女孩在进入婚期时仍处于几乎什么都不懂的无知状态。克利托布勒斯的妻子结婚时，"所见所闻少得可怜"。伊斯可马可斯的妻子在出嫁以前，"一直受着约束，尽量少看少听、少说话"（注：色诺芬：《经济论》，Ⅲ，13；Ⅶ，5。）。不谙世事的雅典妇女结婚后只能事事依赖丈夫的指点。
    雅典男女两性受教育程度的差别扩大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促使受到较高教育的雅典男性在夫妻关系中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而使因社会习俗和偏见失去受教育机会的雅典妇女处于不利地位。
    斯巴达妇女在教育方面得到了比其他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的妇女较多的机会。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中评论斯巴达妇女说："不仅有男人，而且有妇女，为他们的教育感到自豪，我说的是真的，斯巴达人在哲学方面受到过最好的教育。"（注：Plato, Protagoras, 342D.）范撒姆等著的《古典世界的妇女》称："斯巴达妇女是惟一由城邦进行公共教育的希腊女性"（注：E. Fantham, ed. , WomenintheClassical World, pp.59.）。像斯巴达男性一样， 斯巴达妇女参加摔跤、扔铁饼和掷标枪等活动，并且参加具有宗教仪式意义的跑步比赛。除了参加体育锻炼之外，斯巴达妇女也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参加合唱队表演合唱颂诗的斯巴达妇女知道如何唱歌、跳舞，并能背诵诗歌中叙述的神话故事。在斯巴达产生了两名女诗人--梅加洛斯特拉塔（Megalostrata）和克利塔戈拉（Cleitagora）。虽然她们的作品没有保存下来，但古代作家提到了她们的名字。除此之外，还有几名斯巴达妇女成了毕达哥拉斯学说的信奉者（注：E. Fantham, ed., Womeninthe Classical World, pp.60.）。与沉默寡言的斯巴达男子相比，斯巴达妇女很有讲话才能，她们对精美的斯巴达省略语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些刻着奉献者名字的还愿奉献物的铭文资料表明，一些斯巴达妇女基本上是识字的（注：P. Cartledge, Spartan Wives: LIberation orLicence? p.93.）。大量的史实告诉我们，当斯巴达男性在接受城邦教育的同时，斯巴达女性也受到了体育和智育两方面的教育，并因此而获得了比深居在闺阁之中的雅典女性公民大得多的行动自由。达到盛年而知识水平并不比妻子高多少的斯巴达男性在与妻子相处时，也就没有了雅典男性的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古雅典社会，不同类型的妇女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中都处于屈从男性统治的低下地位，这种地位是由雅典的社会制度、经济、政治、教育、结婚年龄和社会风尚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造成的。古代雅典妇女问题的研究不但为我们认识西方文化增添了新的视角，也给当代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促使我们为提高妇女地位和建设一个更美好和谐的社会，而对社会文化系统的各方面进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