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论观点独到
        《南疆逸史》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有评论。往往是传前有评，传后有论，或单传有小评，总传有详评，有时寓论于史，有时叙事而终之以评。用“逸史曰”：表述自己的看法。对阎应元、金声、陈子龙、史可法等人的反清思想、民族意识及他们关心士卒的作风，进行了歌颂和赞扬。说阎应元“性严毅，号令明肃，……赏赐无所吝，伤者亲为裹创，死则酹酒而哭之”（卷33）。评论他守江阴，“奇矣烈矣”，并感慨说：“应元之守善矣，惜所守者小邑耳，使南京得如应元者而守之，明岂其亡哉”！高度赞扬阎应元的抗清事迹。评史可法，除评述他治国治军的战略外，重点歌颂他同部众同甘共苦的生活作风。说他“身杂行伍间，与同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不授衣不先御也。将士皆感激，战辄有功”（卷5）。“可法督师，行不张盖，食不重味， 夏不箑（扇子），冬不裘，小冠窄衣，与部卒杂处。”史可法的事迹，在当时艰苦战争的岁月里，实属可贵。
        评进士出身的文臣官僚，重点赞扬他们杀身成仁的精神。说“金（声）、陈（子龙）诸君子，皆以文章名世者也，而其激昂磊落之气，复不甘自晦，适会其变，慷慨投袂，誓死不顾，固忠义奋发哉。亦其才之跅（弛）有以成之也。议者徒见其举事不遂，因以咎其不智。……夫岂不知其事之难成哉，惟知其不可而犹为之，此志士仁人之所以杀身成仁也”（卷14）。作者的评论，驳斥了投降派贬低爱国者为“不智”的论调，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
        对进士出身的瞿式耜、堵胤锡，对举人出身的何腾蛟及有文武才的张同敞等人的抗清事迹作了系统全面的叙述，最后评论说：“瞿、何、张、堵四公者，粤中之柱石也。忠诚有余，才略亦伟。……以身率众，任用贤将，保其疆土者四年。……何、堵两公，经营南楚，以为外藩，方其抚闯逆，号忠贞，健将如云，骁骑如雨，……今兵则听其屯聚，将则无所变更。……然四公者，惟其精忠，死而俞光，虽功业未就，而名永垂矣”（卷21）。充分赞扬了他们联合起义军共同反清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经营边疆所作的贡献。
        作者对正直清廉官吏也有评论。评吏部尚书徐石麒，“博学强识”、“以进贤退奸为任”。评户部尚书张有誉，榷税“力持清操”，在江西、四川任职“俱有惠政”。被推举“天下廉能方面官五人，以有誉为首”。说刑部尚书解学龙“通晓政务”，肯定他提出的：民富国强的理论，“从来问国之强，莫若民富，问民之富，莫若多粟”。评论他们（包括礼部尚书顾时畴、兵部侍郎吕大器、工部尚书高倬）：“皆清执有品望，俱克称其职”。南都初建，其六卿之长“皆民誉也”。
        温睿临对马士英、阮大铖等败类，也有评论。说：“迨马阮执国命，次第芟斥，而国事亦败坏不可救”（卷7）。“自士英、 大铖以下诸人，直庸鄙浅陋狙狯之夫耳。遭逢乱世，挟柔闇之主，嗜财贪势，树怨丛诟，昏蔽瞀眩，甘心祸败”（卷56）。奸党马士英、刘孔昭、刘泽清、高杰“内外结连，人莫敢忤”（卷8）。马、 阮乱政：“贤智委蛇于内，将帅钤束于外，使人主眩瞀，于是非而莫之适从，事机屡失，贤奸不辨。……故马、阮得借爪牙，……以肆其虐”（卷28）。这是对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贼的有力批判和鞭笞。
        以上对各类人物的评论，反映了作者的政治见解和直笔精神。
        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在触禁犯忌的年代，大胆地用了南明纪年，记录了不少抗清人物，发表了积极的评论，但作者是清朝的官吏，主要在维护清朝的统治。因此，他那封建主义的政治理论，时时有所流露。称农民军为“贼”、“盗”、“逆”。又把李自成旧部李锦、高一功、刘体仁、郝摇旗忠贞营与何腾蛟、堵胤锡联合抗清取得的成果，记在何、堵身上，否认农民军取得的功绩。另外，却把联合抗清的失败，归罪于农民军，并散布一些污蔑之词，说农民军“盗贼余习”、“贪残”、“劫掠杀戮”……，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反映了温睿临史识上的不高明之处。
        李瑶整理的《绎史勘本》，明目张胆地污蔑农民军，歌颂满洲贵族，全书改用清朝年号。《序》中攻击李自成、张献忠“毁邦国，毒人民”，又说“有明末政，一败于宦竖，再败于盗贼，宦竖不可制，则假之以事权，盗贼不可制，……是故祸基于闯，而毕于献。真人出而四海一矣。”李瑶颠倒是非，竟把起义军领导者李自成、张献忠描绘为罪人，而把杀戮汉族人民的满洲贵族称为“真人”进行歌颂，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
        温睿临虽然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记录了大量事实，尤其是对坏人坏事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昭示了南明历史的许多真象，因而值得人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