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把雅典民主理想化和批判斯巴达潮流的代表人物是琼斯的学生、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德圣克罗阿。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琼斯派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结合。早在50年代，他就在其专题论文《雅典帝国的特点》中，指出雅典的统治受到盟邦大多数公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公民的支持，在盟邦中挑起暴动的只是少数寡头分子，因为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利于富人对贫穷公民的剥削。在其专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中，他进一步证明：斯巴达所有制度的核心是镇压黑劳士。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建立、公餐制等，无不服务于这一根本目的。但雅典民主的兴起与扩张却对斯巴达视为其根本的黑劳士制度形成了严重威胁。自公元前6世纪末以来， 斯巴达一直图谋打败雅典，均未能找到合适的机会。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斯巴达蓄意以科西拉争端、麦加拉法令等作为借口挑起的。伯里克利指导下的雅典一直试图避免战争，所采用的也是纯粹防御战略，不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罪魁（注：德圣克罗阿：《雅典帝国的特点》（G. E.M.de Ste Croix,The Characters of Athenian Empire）， （德国）《历史》（Historia）1954-1955年，第1-41页； 德圣克罗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 G. E. M. deSteCroix, TheOriginsofthe Peloponnesian War），伦敦1972年版。）。
    与德圣克罗阿观点较为接近的还有芬利、梅格斯等人。芬利的《斯巴达》指出：斯巴达制度的理想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它的制度本是为战争而建立的，但恰恰是在战争中，其制度上的缺陷暴露无遗，结果是成功的战争摧毁了以战争为目的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制度与国家（注：芬利：《历史的使用和滥用》（M.I. Finley, Use and Abuseof History），伦敦1990年版，第161-177页。）。在为雅典民主辩护方面，芬利也不比琼斯和德圣克罗阿逊色。他借用雅典直接民主的实例，批评了当代政治学中的保守思潮，为雅典人创造的政治参与体制大唱赞美诗。在这同时，芬利并不讳言雅典的缺陷，尤其是在有关雅典帝国的评价问题上，芬利和梅格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梅格斯的专著《雅典帝国》宣称：雅典人是应盟邦之请而出任盟主的。作为盟主，她打败波斯、清剿海盗、奖掖学术和文化，并未滥用盟邦贡金，其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通过水手工资的形式又被返还给盟邦。芬利则认为，雅典帝国初建时，确实受到了盟邦的欢迎，而且雅典还保卫希腊免受波斯威胁，其所收的贡金也不是十分沉重，不足以成为盟邦的严重负担。但这并不排除雅典也从盟邦得到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好处，特别是其上层分子借机在盟邦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财产。而雅典征收贡金的行为，不管其是轻是重都是剥削，引起盟邦的反感也是事实（注：芬利：《古代和现代的民主》（M.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伦敦1973年版；芬利：《5 世纪的雅典帝国》（M.I. Finley, TheFifth-Century Athenian Empire），见加恩西等编：《古代世界的帝国主义》（P.D.A. Garnsey etal,Imperialisminthe Ancient World），剑桥1978年版，第103-126 页； 梅格斯：《雅典帝国》（ Russell Meiggs, Athenian Empire），牛津1972年版。）。
    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批评斯巴达、美化雅典的倾向日趋明显。为了纪念雅典民主诞生2500周年，英美古史学界举行了不少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一批论文集，相当一部分学者有把雅典民主理想化的倾向，显例是库马理德斯主编的《好主意》和欧班主编的《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两书的作者中都有不少大名鼎鼎的学者，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在尽力拔高雅典民主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方面却几乎是共同的（注：库马里德斯：《好主意》（J. Koumoulides, The Good Idea），纽约1995年版； 欧班：《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J.Peter Euben, Athen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the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8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大批希腊史专著中，有关雅典民主的著作占了相当大的份量。它们大体上可被分为两类：一类较为重视制度，如奥斯瓦尔德的《从人民主权到法律的政治》、圣克来尔的《雅典的民主和参与》等。前者的著作实是其《诺莫斯和雅典民主的开端》的续编，综合运用了历史文献、碑铭与考古材料，阐述雅典人民主权自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逐步扩及对社会、宗教的控制，终至厄菲阿尔特改革达到其顶峰，后渐遇寡头派反对。民主派为适应形势变化，调整政策，至公元前5世纪末终于确立起法律的统治地位的过程，展示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政治发展的广阔画面。圣克来尔着重从制度上分析了雅典民众参与政治的各种渠道、影响政策的途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等，认为雅典民主作为一种参与制度，虽有对领袖较为严厉的一面，仍是一种优良的参与体制（注：奥斯瓦尔德：《从人民主权到法律的统治》（ M. Ostwald,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u），柏克利1986年版；圣克来尔：《雅典的民主与参与》（R.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剑桥1988年版。）。 另一类可称为实质派，其代表人物有芬利、戴维斯、奥斯邦、奥贝尔等。芬利提醒人们在研究雅典民主时不要落入制度史的陷井，因为无论谁是执政官或将军，对政治具有影响力的总是那些特定的人物，制度并不是一切。他反对把伯里克利以后的政治家称为“人民领袖”（demagogue），因为在雅典的直接民主体制下，任何政治家或多或少都是“人民领袖”，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时刻注意公民情绪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克列昂之间并无实质的区别。戴维斯运用人物志（prosopography）的研究方法， 详细研究了在雅典可以被称为有影响的人物的家庭背景，发现在雅典民主中，富人始终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建议的，出任各种主要官职的，大多是富人。奥贝尔利用阿提卡演说家的资料，探讨了公元前4 世纪雅典较其他城邦稳定的原因。在他看来，雅典政治家虽大多是富人，但他们必须服从公民大会的意志，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作为国家政策的决定者，平民对领袖享有心理优势，所以雅典虽同样存在财产不均现象，社会与政治却相对稳定（注：芬利：《雅典的人民领袖》（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见芬利主编：《古代社会研究》（M.I. Finley, 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伦敦1974年版，第1-25页；戴维斯：《雅典有产家庭》（J.K. Davies, Athenian PropertiedFamilies），牛津1971年版；奥贝尔：《雅典民主中的民众与精英》（J.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普林斯顿1989年版。）。奥斯邦的观点已见前述，不再重复。
    在把雅典民主进一步理想化的同时，学者们对斯巴达的批判相应地有所加强，其代表人物是德圣克罗阿的学生、现为剑桥大学高级讲师的卡特里奇。在史观上，作者接近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古代希腊历史，同时又深受琼斯、德圣克罗阿等人学术观点的影响。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斯巴达史专家，作者写有《斯巴达与拉哥尼亚》、《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希腊化与罗马的斯巴达》等专著及大量的论文，涉及斯巴达历史的方方面面。他强调说：斯巴达社会制度的根本是黑劳士制度，其社会财富都是黑劳士创造的，正是黑劳士使斯巴达人能脱离生产劳动而成为职业战士，并构成斯巴达强盛的基础，因而斯巴达所有制度及政策的出发点，无不以维护对黑劳士的剥削和压迫为出发点。在斯巴达公民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财产不均和社会不平等。除黑劳士外，斯巴达有产者还拥有物化奴隶，并剥削他们的劳动。斯巴达的衰落，完全是由于黑劳士的反抗、统治阶级的贪婪、公民队伍的急剧分化、斯巴达愚蠢而又不稳定的对外政策造成的。如果说琼斯和德圣克罗阿对斯巴达的批评更多的还限于理论阐述的话，卡特里奇的研究显然更加深入和彻底，也更具说服力，得到相当大一批学者的支持，使批判斯巴达真正形成潮流。修订版《剑桥古代史》第6 卷就大体接近了卡特里奇的看法。有关作者认为，斯巴达所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迅速遇到对其霸权的挑战，关键在于斯巴达的制度不适合于掌握对希腊的领导权；另一学者霍提金森也认为，制度上的缺点是斯巴达公民队伍迅速瓦解的原因之一（注：卡特里奇：《斯巴达与拉哥尼亚》（P.Cartledge,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伦敦1979年版；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P.Cartledge, Agesilaosand the Crisis of Sparta），伦敦1987年版；卡特里奇和斯帕福斯：《希腊化与罗马的斯巴达》（P.Cartledge & J.Spawforth,Hellenisticand Roman Sparta），伦敦1989年版；刘易斯等主编：《剑桥古代史》（D.M. Lewis, J. Boardman, S. Hornblower, TheCambridgeAncient History）第6卷，剑桥1994年版，第24-32页；霍提金森：《战争、财富与斯巴达社会的危机》（S. Hodkinson, Warfare, Wealth,and the Crisis of Spartiate Society）， 载里奇等主编：《古代世界的城市与乡村》（John Rich, City and Country intheAncient World），伦敦1991年版，第146-176页。）。这股全面批判斯巴达历史的思潮肯定有其偏颇的一面，拉壬比指出：斯巴达的制度固然有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巴达的历史一团漆黑。与其他城邦的物化奴隶相较，黑劳士的处境并不十分糟糕；斯巴达人干涉他邦内政，也不比雅典等更多或更恶劣；批判斯巴达国家的军国主义，不能连斯巴达士兵的纪律性与英勇精神也一概否定（注：拉壬比：《斯巴达的军队》（J.F.Lazenby, The Spartan Army），沃明斯特1985年版。）。可以预料，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人们视野的拓宽，学者们对雅典与斯巴达的评价也将日趋公正与合理。
    三、马其顿与希腊化史研究的新趋向
    近代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美关于马其顿的史学，一直处在德国学术的强大影响之下，其研究范围也十分狭窄。腓力二世与亚力山大大帝的事迹，实际上成为马其顿史研究的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考古资料的丰富以及对文献史料的深入开掘，马其顿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文献史料得到充分的研究，哈蒙德和博斯沃斯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哈蒙德大体代表了战前欧美马其顿史学的传统，对历史文献较为重视，长于训诂考证，笃信古典著作。在他看来，阿里安的《亚力山大远征记》主要利用了托勒密的成果，托勒密的资料又直接来自亚力山大的行军作战日志，因而是最为可信的历史记载。后人所以在有关亚力山大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是因为他们希腊语水平不过关，把原文理解错了。现在要做的只是正本清源，弄懂原文的意思（注：哈蒙德：《关于亚力山大大帝的史料》（N.G. L.Hammond,Sources for Alexander the Great），剑桥1993年版。）。 可问题并不像哈蒙德所想的那么简单。博斯沃斯在其名为《从阿里安到亚力山大》、《阿里安亚力山大历史疏证》等著作中，虽然对阿里安一书的史料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指出阿里安并不仅仅是个文抄公，除托勒密之外，他还利用了同时代流传的其他类型的史料，与拉丁作家卢福斯等人的著作相比，当然有较多的优点，但其他作家的记载也不无价值。大体说来，阿里安的著作仍为学者们利用的主要文献，其他作家的史料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博斯沃斯就指出：关于亚力山大的争论，往往就源自阿里安传统与所谓的“通俗”传统之间的矛盾或不一致，“通俗”传统不能被忽视（注：博斯沃斯：《从阿里安到亚力山大》（A.B.Bosworth,FromArrianto Alexander），牛津1988年版； 博斯沃斯：《阿里安亚力山大历史疏证》（A.B.Bosworth,Gommentary on Arrian's History of Alexander），两卷，牛津1980-1995年版。）。
    在对马其顿史进行综合研究方面，哈蒙德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曾多次在马其顿从事学术考察，仔细研究过马其顿的山川地理。其最主要的著作为《马其顿史》（其中第二卷与格里非斯、第三卷与沃尔班克合著）。书中关于马其顿自然环境、历史地理的描述，非亲身考察过马其顿者不能为。对早期马其顿史的探讨，更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创意义。在观点上，哈蒙德更接近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传统。他虽然声称既从希腊人、又从马其顿人的角度来看待腓力二世，但仍把腓力二世严重地理想化了。在哈蒙德的笔下，腓力不仅是军事奇才，更是政治里手。他继承的是一个频于崩溃的国家，但他传给亚力山大的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在希腊大陆建立了和平。这就明显拔高了腓力个人的作用。他关于马其顿史的一系列专著也存在同样的倾向（注：哈蒙德：《马其顿史》（N.H.L. Hammond, A History of Macedonia），牛津1972-1988年版；哈蒙德：《马其顿的腓力》（N.G.L. Hammond, Philip ofMacedon），伦敦1994年版；哈蒙德：《亚力山大大帝》（N. G. L. Hammond, Alexander the Great），伦敦1980年版；哈蒙德：《马其顿国家》（N.G.L. Hammond, The Macedonian State），伦敦1992年版。）。
    但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学家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50至60年代，巴迪安已在一系列论文中从新的角度重评亚力山大，把亚力山大当作一个精于算计、有极强权势欲的政客而不是超人对待（注：巴迪安：《1948年到1967年亚力山大大帝研究综述》（E. Badian, Alexanderthe Great: 1948-1967），《古典世界》（Classical World）1971年，第37-83页。）。70年代，伊利斯力图从马其顿国家的发展史中而不是从腓力个人的角度解释公元前4世纪后期马其顿的崛起， 更多地重视马其顿人在其对外扩张中的作用（注：伊利斯：《腓力二世与马其顿的帝国主义》（J.R.Ellis, Philip Ⅱ and Macedonian Imperialism），伦敦1976年版。）。8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新近修订再版的《剑桥古代史》第6卷有关马其顿的章节，均出自伊利斯、 博斯沃斯等新一代学者之手。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在他们的笔下，腓力、亚力山大都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环，更像普通的国王，他们同样会犯许多错误，有着常人都有的嗜好和弱点。由霍恩布劳执笔的该卷结语部分，主要从历史环境而非亚力山大个人的才能、不可理喻的动机来解释亚力山大对波斯的征服及其统治措施。博斯沃斯的《征服与帝国--亚力山大的统治》既写出了亚力山大的精明过人之处，但也揭露出亚力山大残暴和失策的地方，表现得更加客观和公正，也更为符合历史的实际。它们表明：对马其顿历史的理想化已成过去，科学、客观地评价马其顿史的曙光已经出现（注：刘易斯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723页以下； 博斯沃斯：《征服与帝国：亚力山大的统治》（ A. B.Bosworth, Conquest and Empire:theReignofAlexandertheGreat），剑桥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