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马其顿人征服、亚力山大的帝国分裂而形成的希腊化世界，自19世纪上半期德罗伊增开拓性的研究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80年代以前的希腊化史研究中，大体存在两个不同的学派：一派可被称为“有益的帝国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最杰出的希腊化史专家塔恩。在其关于希腊化时代的一系列著作中，他几乎赋予希腊化诸国统治者以传播希腊文化、在亚洲广泛建立希腊式城邦的传教士般的使命感。德国学者本格森走得更远，在他的笔下，希腊人在东方的统治是给被统治地区带去文明的善举（注：塔恩和格里非斯：《希腊化文明》（W.W. Tarn & G.T.Griffith, Helllenistic Civilization），伦敦1952年版；本格森：《希腊史》（H.Bengtson, GriechischeGeschichte），慕尼黑1960年版。）。另一学派的观点几乎与上述看法相反，主要由法国及部分英美学者组成。在他们看来，希腊-马其顿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是殖民和剥削，希腊人与土著居民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的只有敌意而无亲善。法国学者威尔的名作《希腊化世界政治史》把统治者未能恰当地处理征服者和原有居民之间的关系当作塞琉古王国崩溃的主要原因；埃迪从宗教史的角度出发，探讨希腊化世界不同地区的祭司对抗希腊人文化与政治统治的方法及目的，指出神化已死去的国王的做法正是出于反抗现实统治者的策略需要（注：威尔：《希腊化世界政治史》（E. Will, HIstoire politique du monde hellenistique），南锡1966-1967年版；普雷奥：《希腊化世界：希腊与东方，公元前323-146年》（Claire Preaux, Le monde hellenistique: a grece etl'orient,323-146 av J.-C.），巴黎1978年版；埃迪：《国王死了》（S. K.Eddy, The King Is Dead），林肯，内布拉斯加1961年版。）。两者相较，后一种看法显然更合乎历史的实际。但二者的共同点是：双方都使用希腊人所提供的史料，从希腊人而非被征服者角度看问题。
    80年代，准确地说是80年代中期以来，近东古代史学者陆续加入希腊化史研究队伍，成为希腊化史研究中的一支新军。他们熟悉近东文化传统，精通赫梯、亚述文字，可以直接利用楔形文字泥版文书的材料，因而至少在材料的开掘上较前人更加深入和广泛。同时，一些长期从事希腊罗马史研究的学者也转变了观点。他们与近东古代史学者合作，给希腊化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新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沃尔班克、库尔特、谢尔曼-怀特等人。沃尔班克指出：所谓统一的希腊化文化并不存在。被征服地区确有部分上层分子接受希腊文化，希腊人在亚洲建立的城市也确实是希腊文化的中心，但仅此而已。更广大的地区，尤其是农村，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文化传统（注：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F.W.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伦敦1992年版。）。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都是近东古代史专家，在她们主编的论文集《希腊主义在东方》中，她们呼吁改变从希腊、罗马人的角度看近东历史的做法，更多地注意近东自身的传统、特别是阿黑门尼德帝国传统在希腊化时代的影响；在使用资料时，应更多地注意近东本地的编年史。她们虽然承认近东在塞琉古帝国时有某种程度的希腊化，但认为那不过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1993年，她们合著的《从萨马尔罕到萨尔迪斯》出版。该书再度批评了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有传播希腊文化使命感的论调，指出国王们的统治虽有赖于当地上层分子的支持，其政策带有扩大希腊文化影响的色彩，但并不意味着统治者们的主观愿望如此。事实是塞琉古王国所任用的官员更多的是亚洲土著（注：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希腊主义在东方》（A. Kuhrt & S. Sherwin-White, Hellenism in the East），伦敦1987年版；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从撒马尔罕到萨尔迪斯》（A. Kuhrt & S. Sherwin-White,FromSamarhandto Sardis），伦敦1993年版。）。米拉在他关于希腊化时代近东希腊化的一篇论文中，强调在罗马人征服前，叙利亚的希腊化程度十分有限，仅限于若干中心城市（注：见库尔特和谢尔曼-怀特：《希腊主义在东方》中米拉的论文。）。叙利亚本是塞琉古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如果米拉的结论能够成立，将大大改变希腊化史的面貌。刘易斯的观点与米拉类似，他认为，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土著居民始终未能与希腊人融合。希腊人可以占据官位，控制商业，但是在更广大的地区仍然是埃及文化占统治地位。托勒密诸王的二重功能--希腊的与埃及的，就反映了两种文化并存而不融合的状态，其末代君主克娄巴特拉和恺撒的尼罗河之旅清楚地说明：越向内地深入，希腊文化的影响就越加微弱（注：刘易斯：《托勒密埃及的希腊人》（N. Lewis, Greeks inPtolemaic Egypt），牛津1986年版。）。
    上述看法表明：随着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希腊化史的认识更加全面，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对社会结构、社会性质、奴隶制在希腊化世界中的作用等重视不够，这些领域尚有待马克思主义的古史学家去填补。
    纵观20年来英、美等国的古史研究，有两点表现十分突出：一是研究领域的拓宽，一是理论与方法的多样化。在经济史研究中，原来不受重视的农业与农村成为新的热点。在雅典民主与斯巴达史研究中，政治参与、精英与群众的关系、政治的具体运作、社会结构、财富在社会不同阶层间的分布等得到较具体的分析和阐述，人们不再满足于笼统的、表面的印象，而更多地注意到具体而微的史实。此外，一些在希腊世界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在以前未得到深入研究的城邦如科林斯、迈加拉、厄吉那、萨莫斯等，近年来也得到学者们的充分重视，有人还为其写出了专史（注：据笔者初步了解，目前已出版的有科林斯、迈加拉、西库昂、阿哥斯、萨莫斯、底比斯、厄吉那、克里特、色撒利、西西里等邦或地区的断代史与专史。）。以雅典、斯巴达为中心的希腊史格局正在被更全面反映希腊各邦历史的图景所代替，一向被视为以工商业立国的希腊经济史模式也正逐步让位于更接近实际的农本经济模式。在方法上，传统的训诂考证虽仍占统治地位，但人们现在更多地注意新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把新理论、新方法与传统的训诂考证相结合，给古代希腊史研究以积极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趋扩大是其最明显的反映。德圣克罗阿、卡特里奇等人，都是既有理论的建树，又有深厚史料功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他学者如奥斯丁、芬利等，也都在保持传统方法的同时，广泛借用了人类学、经济学的成果与方法，使他们的著作不同凡响。但在这一片繁荣之中，我们也发现西方的古希腊史研究存在一些问题，较突出的是专业研究人员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使二者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芬利曾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作出了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注：见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与社会》（M.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Greece），伦敦1981年版。编者B.D. Shaw专门写了一篇导论，介绍芬利的生平及治学，另请参看王敦书、周爱萍：《一代古史名家M.I.芬利和他的史学方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长此以往， 将给古史研究带来不利影响。其次是部分学者沉溺于微观考据而忽略了宏观把握，专业化的同时出现了历史学的碎化，以至于把史学变成了考据学。最后是某些学者在借鉴新理论、新模式时，生吞活剥，未经改造便拿到古史领域滥用，得出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甚至违背历史真实的结论，暴露了他们因缺乏科学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论指导而固有的缺陷。在这方面，中国的古史学家们仍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