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一生非常勤奋，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是一位很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美国侵华史》在5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影响。他并不专门研究清史，但他写的《论康熙》却受到许多清史研究者称道。他对史学理论也很关心，有关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历史研究的对象，他的见解都有独到之处。在学术观点上，他赞成百家争鸣，尊重不同观点的争论。他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史学理论的文章，不容易都得到认同，或者有些异议，他都认为很正常，从不责难不同意见者。他常说争论可以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有许多好的见解是从批评者那里得到启发的。
        作为一名史学版的记者，我和史学界及刘大年同志有过较多的联系。记得是在1980年秋冬之间，有一天我去看他。那天正好没有其他来人，畅谈了很长时间。我主要谈了繁忙的工作和搞点研究在时间上的矛盾。大年听了以后，说报社工作很能锻炼人，思想敏锐，笔头快，这是搞研究工作的人所不能比的。他说社科院很需要有这样的人。接着，他问我是否愿意到近代史所工作。我说早有回北大历史系或到历史研究机关的想法。他说他想做些努力把我调到近代史所，并说黎澍同志也会赞成的。我以为这种事大多说说而已，没想到大年同志真当一回事，非常认真，他破例亲自为这件事到《光明日报》去找杨西光同志，希望西光同志能放我走。西光同志对大年同志很尊重，表示他个人同意放我走。大年很高兴，回到机关就给我打电话，说调动的事基本上问题不大了，要我思想上作些准备。可是几天之后，西光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大年同志要你到近代史所工作，为一个干部，他亲自来找我，说明他对你很器重。我虽然答应同意放你走，可是，在编委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我也不好一个人做主。说到这里，西光停了一会，大约是想看看我的反应，见我不动声色，他又接着说：昨天晚上我给大年同志解释过了，表示歉意，大年同志也表示可以理解。最后，西光同志向我宣布一个对我的“宽松”政策，他说：你不是就要时间吗？从现在起，只要把工作做好了，不一定天天来上班。从那以后，我一周上班三天，为我读书写文章赢得许多时间。我很感谢西光同志的开明，也很感谢刘大年同志对我的关心，使我的工作和研究条件得到改善。这虽然是西光同志对我的关心，却是因大年亲自到报社商调我促成的。
        《近代史研究》是近代史所办的主要刊物，大年同志不但经常为这个刊物撰稿，也经常为这个刊物组稿。1984年初，一天清早，大年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近代史研究》想发点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要我提供一篇。当时我正写就一篇题为《论学术讨论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准备登在《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上。大年同志亲自约稿，使我觉得无论如何要提供一篇，现成的办法就是把那篇稿子从《史学》副刊撤下来。这原本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文中的内容我却有点拿不准，怕大年看了不高兴，惹得两头为难。因为我那篇文章写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大变革时期，学术争论往往表现为阶级斗争性质；而同一个社会形态里学术争论中的不同观点，并不都代表不同阶级的实际利益。例如在封建社会，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未出现时，许多学术争论都是在同一阶级，即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犹豫再三，我还是把《光明日报》的清样送去给大年，向他请教。他接过稿子，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说，写得不错，有些新观点。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成理就成。听了他的话，我松了一口气，就把稿子留给他了。
        大年同志作风民主，侍人诚挚，从来不摆大家的架子。每次去看他，他总是要问问史学界的一些研究动态，并且对许多问题都要发表一些看法。近几年来，大年同志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十分重视。这可能是由于这样两个原因引起的：一是他认为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大觉醒、大动员，是中国复兴的枢纽。加强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可以激发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二是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不时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更有必要用历史事实来批判和揭发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右派势力的丑恶嘴脸。正因为如此，近几年他不担撰写了许多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而且倡导创办了《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为推动抗战历史的研究做了重要的贡南。
        马克思主义的执著追求者
        --父亲刘大年晚年记事
        我的父亲没有进过洋学堂，也没有欧美留学的经历。他只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任校长的长沙国学专修学校念过一段书。儒家传统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是他早年的理念与追求。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八路军战士，他经受了残酷战争的洗礼。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科研部门的负责人，他犯过“左”的错误，也遭到过游街批斗和《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文革”后，他有反思，也受到各种不同思潮的排斥。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却坚定不移，始终没有动摇。
        在父亲去世前3个月，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陪他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会。本来他不想去，因为去了就要讲话，但他已自知时间不多，还有许多事要做。后来社科院秘书长郭永才同志特登门拜访，说从1950年中科院建立至现在，一直还在社科院工作的老同志，就父亲一位了，50周年的学术活动不好不去。盛情难却，父亲只有同意。为准备这次发言，他还跟我讨论了一次。我说，你就讲点科学院最早的四个社科研究所的历史吧，现在的年轻人没谁知道这些了。父亲不同意，还批评我说，讲这些陈芝麻，人家会说你这是在卖老，只能说说掌故，要讲就要讲带点思想性的东西。开会那天，我在台下坐着，看着父亲用枯瘦的双手举着他认真准备的发言稿，戴着老花镜，一板一眼地念着，心中不胜感慨：爸爸，你对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大谈马克思主义，就不怕被斥为“老朽”、“过时”、甚至“左”吗？我看着台上发言的父亲，也注意着听众的反映。大多数人听得都挺认真，也有人在交头接耳。会后有几位对我说：没想到大年先生的思想还真新鲜！我想信所言者讲的是真心话。我多少也算个“业内人士”，知道在当今的历史学界，除专业者外，很少能有人谈出世纪末的今天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更何况在台上发言的是80多岁的垂垂老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