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与学者
        --大年同志的学术品格
        去年岁末，听到大年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仅仅在几个月前，在当年7月9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史学会成立50周年的会上，还同大年同志一起交谈照相，并聆听了带有他一贯特色的讲话。谁想到这具有欢庆色彩的瞬间，竟成为同大年同志的永诀。
        大年同志的辞世，对于我个人来讲，是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对于史学界来讲，是失去了一位睿智的学者。
        我20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就对刘大年这个名字有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他的《美国侵华史》是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参考书，还因为大年同志曾在北方大学工作过，而北方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之一，我的师长中很有几位与大年同志共过事，他们常常谈起大年同志。
        一直到1958到，我才同大年同志有了直接的接触。那是中宣部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十年大庆，想要编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这个任务落到了大年同志头上。大年同志组织了一个十余人的班子，我记得近代史所参加的有余绳武同志、蔡美彪同志、曲跻武同志和从翰香同志；所外的有王宗一同志、管大同同志、李普同志、王汝丰同志，我的专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史，不知为什么也把我调去了。这个班子工作了将近两年时间。我分的任务是写抗美援朝战争，写了讨论，讨论了又写，几易其稿，却总也通不过。史料、观点、结构、文字，没有一处不要经过极严格的审议和批判。由于各种原因，这部书稿没有出版，但对我来说，却受到了一次真正的科研工作的启蒙训练，使我初步懂得了学术工作的严肃性和艰巨性。我也正是从那以后，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近现代史。大年同志在学术上是十分严格的，但在待人接物上却很平易近人。工作后期，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有好几次讨论完书稿后，大年同志拿出自己不多的工资，请大家到仿膳饭庄吃肉末烧饼，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刘红同志写的《刘大年与佐藤猛夫重逢记》中，把大年同志称作“战士型史学家”，卫藤沈吉教授很赞赏这个提法，认为颇能反映大年先生的特质。金冲及同志在为大年同志所著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一书的《序》中，也指出：“大年同志是一名英勇不屈的战士，又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学者，这两个侧面在他身上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可见，这是不少人对大年同志的共同认识，也正是大年同志极可宝贵的学术品质。这样说，不仅因为他曾经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位驰骋疆场的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更因为他从事学术工作以后，并不改变献身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伟大事业的初衷，依然将学术作为武器，通过潜心的历史研究，探求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真相，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我们只要看一看大年同志所写的论著，就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篇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没有一篇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大年同志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令人尊敬的是，他不随风摇摆，而是凭着自己对唯物史观的坚定信念，努力按照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历史，解剖历史，说明历史。他不但在社会主义处于高潮、马克思主义十分吃香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马克思主义“就要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的时候，也依然是这样。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大年同志十分注意优良学风的提倡。他常说，写一篇文章，不能人云亦云，旧调重谈，总要有一点新的意思，说一点新话，有一点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否则，就不如不写。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大年同志特地约我在晚上到他的房间里去，说是随便谈谈。那天，他对史学界出现的种种不良学风，发了许多感慨，并叹惜说：“学风问题不解决，会极大地制约和阻碍历史学的进步和发展。”还有一次，大年同志同我谈起某些学术回忆录的失真问题，指出有些人不负责任，胡编乱造，既颠倒了历史，又搞乱了思想，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说，他正在编一本《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目的就是为学术发展史提供一点可信的资料。
        我想，沿着大年同志的方向和足迹，在史学园地里更加努力地耕耘，应该是对这位可敬的战士型史学家的最好悼念。
        悼念大年同志
        1999年12月28日，刘大年同志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深感悲痛。大年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创办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刊物，在组织和领导近代史学术活动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事业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大年同志相识，但真正频繁联系是在80年代以后。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我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因此接触机会日渐增多。大年同志不但有很好的历史学修养和很高的理论水平，同时是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领导人。他又是一个平易近人、谦虚厚道的长者，不论是讨论工作还是研究学术问题，既坚持原则，又心平气和，从善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