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同志不但精通中国近代史，而且对传统经学和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遗著《评近代经学》就是一部学术力作。在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孔学和经学既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指导思想，又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支柱；既是治国治民、立身处世的最重要规范，又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流派纷争，头绪纷繁。中国社会的任何变革，都会在经学上反映出来。几年前我就听说大年同志在致力于研究经学。我曾当面问他是否有此事，他笑着说：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能不能研究出什么成果，还没有把握。因为头绪太多，资料纷繁，实在费力，但还是想试试看。他病逝以后，我收到《评近代经学》这个长篇论文，这已经是他最后的遗著了。大年同志从经学今古文之争，谈到近代今文经学兴起。他不是像旧时经师注经解经，而是把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对今文经学的提倡与近代的思想解放、社会变革和革命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见解。以往人们论述龚自珍和魏源的思想，分析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往往也联系到今文经学，但多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几乎很少有机地与他们注重今文经学联系起来，刘大年从思想文化的更深层次上，探索近代变革和革命的思想渊源，这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上可谓创见。
        大年同志为了写《评近代经学》，参考了大量有关经学的文献和著作，这些文献和著作，都是很艰深很枯燥的，没有极大的决心、毅力和理论修养是很难去这样广征博引，深刻分析的。近年来，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的青年学者有的已经涉足近代经学领域，但大多停留在表层现象。经学在中国，有如千年古树，根深叶茂、盘根错节。古代近代经师辈出，但真正把经学的发展变迁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实为罕见。大年同志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充分地运用资料，广征博引，分析问题有理有据，既深刻又平实。在新儒学流行、尊孔重“经”现象又成学术时尚的今天，《评近代经学》一文的意义，是不止于经学本身，而更有其重要深远意义的。
        大年同志对自己和对别人写的文章书稿要求是很严格的，而对人则是很宽厚的，从未见他发怒教训人，也从未听他说别人的坏话。我曾经和他多次一起参加学术活动。两次随他出国，一次是1985年去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出席第16届世界历史学大会，一次是1986年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孙中山诞生120周年学术讨论会。至于中国史学会、孙中山研究学会、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多次活动，我们都共同参加讨论。有时我们同住一室，亲切交谈，既讲学术也谈生活，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每一回想不胜怀念。特别在我卧病时，他亲自到我家来探望，惜未能见面。阅其遗著，回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
        德高望重的刘大年同志，静穆地去了。历史和人民将永远记得大年同志对于中国史学的贡献和他的高尚品格风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刘大年同志是永远值得纪念和敬重的。
        坚持真理追求真理
        我和大年同志接触较早，但通常是在会议的场合。1996年9月，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中国近代（1840-1949）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系列讲座”，有幸请到大年同志作一次学术报告，我为他主持了这次报告会。作为晚辈，有此机会，实为荣幸。他讲的题目是《方法论问题》，一口气讲了两个多钟头。已是年逾八旬高龄的老人，仍然是那样认真，那样执著，很令人感动。讲稿全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分别发表了其中主要部分。这次报告和文稿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对于大年同志的学问和为人，需要进行专门研究。这里只谈我同他接触中感受较深的两点体会。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大年同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研究工作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不论刮什么风，什么为时髦，他都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地位。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对贬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都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1983年，当时国内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种种说法，有的主张“回到乾嘉”，或走王国维的路。大年同志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无法置之不理。他发表了《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的文章，批评了过时论的种种说法，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在“全世界阶级消灭以前，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这篇文章中，大年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保持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已有的原理、结论。他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一个保持它的革命本质的问题，革命精神丧失了，发展就无从谈起。这辩证地阐明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
        在1996年《方法论问题》的论文中，大年同志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迄今为止，足以成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阶级分析问题、革命与改良等问题，都一一加以澄清，是非分明，论述深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论文的最后，他再次指出要勇敢地坚持真理，勇敢地追求真理，也就是勇敢地坚持、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1999年9月，大年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了讲话。此时离他去世只有3个月了，应是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所作的讲话。在这篇不长的讲话中，他重申自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的，并对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再次作了论辩。他的观点很鲜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对此，他指出：“各种不同形式所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依然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的现实。只要这个现实是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
        二、严谨的治学精神。大年同志的治学十分严谨，他写的文章说理性很强，但说理不是泛泛而言，而是建立在以充分的文献资料为依据的基础上。言必有征，言而有据。《评近代经学》这篇7万余字的长文，是他临终前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前些年曾听大年同志说过，他在研究近代经学；此后，断续用了好几年时间，如他在文章中说的，“捡起来，又搁下，反反复复，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这篇论文，单是引文出处所注文献资料，就不下70余种。这些书，有些他有收藏，没有的也都要借到。经过认真地阅读、审思，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自然要耗费不少精力和时间。但这没有白费，它会给人以回报。在精力和时间的耗费里，使他对所研究的问题融会圆熟，具有真知灼见。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大年同志认为，“近代经学用大字书写在人们面前的两个词是：‘民族思想’、‘复古主义’。非常明白，这两个词是把孔子思想理论固有的内涵突出起来了，而非近代经学外加进去的。”这非常简明地揭示了近代经学的特点。“民族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有着反对外来侵略的积极意义，而“复古主义”则是起着拉历史向后退的消极作用。这都是孔子思想理论固有的内容。大年同志在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如何对待孔子思想理论的问题。
        论文是从评论美国艾尔曼教授所著的《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开始的。大年同志对它的评论实事求是，既肯定它是一部严肃的著作，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知识，提出了一些中肯的论断，同时也表示不同意书中涉及的中国近代经学的论点，指出了其错误所在。这也反映了大年同志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对待他人著作严肃的态度。大年同志所执著的在于“求是”，也就是追求真理。
        大年同志虽已逝世，但风范犹存。他的做人做学问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