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学术尊严，保持学术独立性”，在当年要坚持它固然不容易，在今天要坚持它或许更难。那时只要不与时政唱反调，可能落个“政治不开展”的评语，一般来说还不至影响生计；但是今天，若在那汹涌奔腾的商品经济大潮面前保持学术独立性，个人乃至单位的生计就有可能会发生问题。学术著作出版之艰难众所周知，有目共睹。不少学者迫于种种考虑，卷入“短、平、快”的编书行列。父亲对此未置一辞，也从不介入。他去世后，我从《百年潮》杂志主编杨天石同志一篇怀念文章中，才知道去年秋天，其家出版社为编一套《中国近代史》，特请父亲任名誉主编，甚至提出只要同意此议，还可以为他出文集，结果父亲一如既往地婉拒了。而那时，正是父亲的长文《评近代经学》完稿，出版遇到困难之时。
        对父亲来说，尊重事实，独立思考，是他晚年学术生涯的重要特点。他在自己一本文集的“弁言”中明确地说：“至于我自己，只不过按照现有的认识去说话。不求鸣高，不问时尚，不作违心之论，枉己殉人。”这20年来，学术界风起云涌，异常活跃。学人多半都在各种思潮的涌动下，辨识选择，著文立说。父亲一生都不是个闭门造车的学者，关注现实，解读现实，是他治史最突出的特点。面对铺天而来的各种学术思潮，父亲的态度常常是逆潮流而动。80年代时，社会上和学术界对“西化”大都举双手欢迎，有的甚至重提“全盘西化”。父亲基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和文化特质，旗帜鲜明地著文反对此说。90年代前后，又涌起了“新儒学”之潮，似乎儒学可以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有着坚实国学根基的父亲，却又从100多年来儒学在中国碰壁、破灭、变迁的历史，指出此潮流中的荒谬。他在一首小诗中写道：“新儒有道推君子，老店无缘拜后人。我自沙滩楼下过，可怜德赛二先生。”关于父亲对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态度，在父亲去世后，我曾就教于与父亲过从颇密的任继愈先生。任老伯说，他与我父亲可说是殊途同归，意思就是他虽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学习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但与我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谈不上“过时”，因为还没有好好学呢！而儒学并非是什么新鲜事物，如果它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也用不着等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了。
        或许正是由于考虑到儒学与中国现实的关系是一个不容回避、并应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父亲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夜以继日地赶写《评近代经学》一文。《经学》一文不仅清理了从魏源、龚自珍至康有为、章太炎近百年间，今古文经学各派的著述观点，更主要的，在我看来，是分析了它们演变的社会原因，以及对中国现实的影响。这篇长文他写得极为艰苦。去年因为建国50年大庆，长安街两旁建筑都在修整，父亲在木樨地的家也被列在计划中。他无处栖身，只好暂居我家。7、8月的北京热得像个蒸笼，我家房屋又窄小，起居不便。父亲整日奋笔疾书，写得双腿浮肿，甚至小便失禁。对此，他不但不在意，反而很欣慰，说《经学》的事情做完了，就没有心事了。
        父亲临终前断断续续地说：“这一辈子做了个爱国的中国人，在国家民族危亡时，没有袖手旁观。”是的，60多年前他投身抗战，是出于这种意识，建国以后，他从事学术，仍旧是出于这一精神的支配。15年前，他在怀念华罗庚和夏鼐先生的文章中，曾满怀激情地写道：“华、夏两同志，一个死在讲堂上，一个毕命在工作台上。他们表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可宝贵的品质。他们是为追求科学真理，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宏业而忘我献身的。在顽强意志上他们足以媲美前人，在追求的高尚目标上自然不是前人所能计及。”我想，父亲是完全有资格与他所讴歌的华罗庚、夏鼐先生并称为“先进的中国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抗日战争史是父亲晚年倾注心血研究的课题。起初，我对他在70岁以后改变学术方向，转而致力抗日战争研究感到不解。可是在十几年前，日本刚发生“修改教科书案”、“首相竹下登为侵华战争辩护案”时，我们的舆论似乎还是只谈日中友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缺少戒心。那时，父亲第一个站出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怒斥日本右翼在侵华战争问题上颠倒黑白的言论，引起国内外的关注。我现在想起来，父亲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他目睹侵华日军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他曾作为八路军战士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亲身经历，同时也是出于一个历史学家追求历史真实、捍卫真理的责任感。抗日战争的结局，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如果连为何“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遭受西方列强蹂躏，而八年抗战却赢得全面胜利”这样的问题都做不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一个亲历了这个伟大转变全过程的历史学家，就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了。
        为推进抗日战争研究，父亲说得上是惮精竭虑。他去世后，我第一次认真读了他主编的《中日学者对谈录》。那是一本1987年为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由父亲提议、在东京和京都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从书中关于这次会议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到，为使其顺利召开并取得成功，为中日双方学术界在战争性质上取得共识，父亲花费了多少心血。父亲去世后，当年跟他一起赴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王玉璞同志，跟我说起过那次会议的曲折。当时正值日本发生“光华寮事件”，由于其中的一些误会，导致日中关系一度十分紧张。父亲率团赴日本参加学术讨论会，到大阪一下飞机，就开始了解情况，然后连夜向国内写报告，反映情况，表明态度。这样做，确实是要有顶住各方面压力、承担政治风险的勇气的，别的且不论，日本右翼势力制造的危险就在身边。当然，由于准备工作细致充分，会议取得了空前成功，竞成为当时日本的一个新闻热点。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先生在论文集中说：“这次讨论会，不论是在京都还是在东京期间，都出乎意料地盛况空前。京都会场两天之内，与会者达350人次左右，东京的与会人数更多。”
        身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学术研究当然是父亲第一位的工作。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80高龄的父亲忍受着折磨了他10年的脉管炎，一连写了3篇长文。每篇文章从资料查找到最后誊写，都是他亲自动手（他在研究上从不让人代劳），为此所付出的辛苦一般人难以想见。其中一篇在北京某大报发表时被删割了许多。当我问及此事时，父亲只叹了一句：“写得心在滴血啊！”便沉默不语。父亲的叹息当然不是为了稿费。他一生淡泊名利，生活十分简朴，直到去世前住院，身上穿的仍是20年前我母亲给他买的今天已无人再穿的灰色涤卡制服。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除了看到社科院发给资深研究员的1万元补贴，和工资卡上的一些余额外，没有任何积蓄。他或许只是在为学术的贬值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