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功能，解决了使善恶标准的依据在辩证法上的一致，即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对立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造成道德评价的善与恶标准，是因造成者的主观动机与被造成者的客观后果为依据的。一般说来，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观动机与客观后果的一致性--好的动机引出好的后果，坏的动机引出坏的后果；二是动机与效果的不一致--好的动机引出坏的后果，坏的动机造成好的后果。既然在历史活动中历史主体的动机与行为后果是密切关联的，因此，进行道德评价，必须把主观动机与客观后果同样重视起来。如果片面强调动机，就会把主观的东西当作客观评判的准绳，从而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如果离开客观实践，同时也很难准确判断历史活动者动机的善与恶；反之，如果片面强调客观后果，也会把出发于坏的动机而引出好的结果的行为误认为是"善"，因而造成历史认识的错误。因此，必须把动机与效果辩证统一起来进行评论。科学地评价历史主体活动中的动机与效果的依据，靠历史实践检验，而不是别的什么。历史主体任何道德与非道德的行为，都是基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践，因此，主观动机，来源于历史活动，反过来必须接受历史活动的检验。好的动机与坏的动机，在历史实践中或者得到直接反映，或者得到曲折反映。从主观设想到客观后果的出现，是历史主体的一个活动过程，是两者的辩证统一。
    第四，进行道德评价最根本的要看该事件的发展及其后果、该历史主体由动机到效果的发展，是否与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总趋势）相一致，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简单地说，看该评价对象对历史进程起了促进作用，还是促退作用。这也就是历史的标准。道德评价中一切具体的标准，都是在研究中对这一总标准的运用和体现，离开这个总标准，一切具体的标准都失去了意义和作用。善与恶，这对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和标准，也要在这个总标准面前接受检验。一般说来，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作为，是与历史发展的进步性相统一的，这种历史活动是"善"的，反之，便是"恶"的。在这里，我们不能把这种善恶判断与一切剥削阶级的善恶标准相混淆。因为，历史常常是如此，--统治阶级所认为的"恶"，如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工人罢工等等，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善"；而一切剥削阶级所标榜的善常常是阻滞历史进步的"恶"。在剥削阶级那里，用于道德评价的善与恶，被粗暴地颠倒了；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评价，虽然也用善与恶、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等道德范畴和标准评价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人和事，但它还从每一社会经济状况及每一时代的阶级关系出发考察道德评价的这些范畴和根据；最后从总的标准--历史的标准出发，衡量历史主体活动与历史事件是否符合道德。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评价则是高唱真善美的正气歌，是以进步的道德为出发点，以社会进步、人类幸福为目的。因此它与剥削阶级的道德评价有本质的区别。当然，旧时代剥削阶级在它们处于上升阶段时，也可能以道德评价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和手段之一。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们可以运用当时进步的道德标准去批判中世纪的道德，但一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便千方百计地抵制和限制，较之更为先进的无产阶级的道德。因此，剥削阶级总的道德评价是局限在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之中的。
    三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历史认识领域，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既各有侧重点和基本点，又有内在联系，是历史地、必然地关联在史学认识中的。譬如，在历史评价的结论中，往往融合道德评价的判断，而在道德评价的认识中，常常离不开历史评价的方法。所以，历史认识中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是从不同角度认识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两个重要原则和方法，历史认识的内在规定性使它们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从而使历史认识得以完满。如果片面地运用其中一种方法，都不可能使历史认识臻于完善，甚至会出现失误或错误。在历史认识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关联性，根本地表现在它们所据以进行认识的价值尺度的一致，即都立足于是否有利于历史发展进程。从这一总标准出发，研究主体必然要对历史过程中人的作为和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详加研究，并得出肯定与否定的回答。这样，在历史认识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本质地要求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地统一起来，内在地联系起来，而不把它看作是彼此存在于外部的东西。只注重运用历史评价而排斥道德评价，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价；反之亦然。用没有道德判断在内的历史评价去认识历史过程及其人和事，历史认识不可能完整周密，不可能得出历史的启示和借鉴；用非历史的道德评价去认识历史过程及其人和事，只能得出抽象的没有意义的道德判断，同样也不能真实地认识历史。例如，如果用非道德的眼光去评价进入先进生产方式的国家向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国家侵略、殖民，必然会得出"侵略进步论"、"殖民有功论"的观点；如果用非历史的眼光去评价历史上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这种道德行为，必然会站到反对历史进步的抽象的道德论上去，把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指斥为"恶"，从而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评价同流合污。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历史认识的内在联系和规定性出发，要求在史学研究中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辩证地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的历史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倡导在历史认识中处理好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辩证关系，而且也是运用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评价历史的光辉典范。例如恩格斯，他是这样评价奴隶制的：从历史评价角度看，他研究奴隶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而反对从抽象的道德出发，"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奴隶制所产生的社会大分工是以后社会进步的历史性基础，而奴隶虽被残酷地奴役，但却避免了被"吃掉"的厄运（23）；从道德评价出发，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内容出发，恩格斯也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可耻的现象，是一根"有毒的刺。"（24）在奴隶制的评价中，恩格斯既同情被剥削阶级的艰难处境，认为奴隶制对奴隶来说是恶的；但又从历史的发展出发，认为这种恶是必不可少的，是一种历史进步，因而对历史发展来说，它又是一种善。这便是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完美结合和辩证统一。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才科学地解说了奴隶制以及其它一切剥削制度在历史上是怎么回事，又恰当地说明了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善恶判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历史研究的典范意义表明，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是历史认识过程中不容割裂的辩证统一，从不同角度出发把他们同时运用于历史认识中，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的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准确地、科学地、完整地认识历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