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4)
但是,在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史学界有些人受了错误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割裂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错误。例如,有人也以历史评价相标榜,说什么"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有的为李鸿章翻案,认为李鸿章的卖国推进了中国近代化;有的为曾国藩翻案,认为如果不是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天国,中国封建社会还要轮回等等。这些论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辩证统一的理论,因此得出了错误的历史认识。 历史表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入侵、殖民,不能带来该地区的发展。针对近代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马克思指出,"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是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25)。"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26),"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27)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侵略、殖民,不仅不会导致社会的进步,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的停滞。这还可以用中国近代史中大量的事实予以说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向英赔款2800万银两,而1840年前后,清中央政府的年均财政收入只有4000万两,用于赔款的资金达70%;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赔款总额为1670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对日赔款、赎款2.3亿两;八国联军侵华后,中国对外赔款本利共计9.8亿两,而其时清政府年均财政收入只有1亿两。在近代,总计对外赔赎款项达13亿两之巨,如此贪婪的勒索,造成了清政府财政枯竭;而清政府为了应付巨额赔款和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便向老百姓残酷搜刮。使社会失去了再生产的能力,造成了经济的全面衰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正是通过对落后国家的勒索。削弱了别人,吃肥了自己。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勒索的中国赔款加强了日本的经济:1893--1904年即战后十年间,日本的铁路由2039公里增至4000多公里,轮船吨位由11万吨猛增至66万吨。日本通过对华战争的勒索,加强了本国的经济实力,这一点,连侵略国里的正直学者都坦率承认:"这笔赔款是以黄金作保证的英镑来提取,它为日本建立金本位制打了基础,成为日本发展经济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开端。但对中国来说,赔款全部要向欧美各国借贷,成为加速经济衰退和从属于外国的原因。"(28)中国近代史表明,倒是帝国主义放松对华侵略,社会经济才获得较快发展。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第一批民族工业算起,到本世纪20年代止,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积累的生产总额才2.6亿元,仅为13亿赔款的1/5。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起了什么历史作用,就显而易见了。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而暂时放松了对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到较快发展。以面粉业为例,1914年以前,中国的面粉业一直处于入超状况,到1915--1921年间,却一直处于出超状况(29)。历史雄辩地说明,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侵略、殖民,绝不能带来历史的进步。从道德评价方面说,侵略、殖民也绝不是什么历史的善行。在侵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有相同的野蛮本性和丑恶的历史表演。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经过4天屠杀,中国的旅顺城仅有36 人幸免于日军屠刀之下;在抗日战争期间,至少有2000万中国人死于日军炮火之中。这种罪恶行经难道是一种历史的善行吗?这种罪恶勾当难道是推进被侵略国家社会发展的动力吗?绝对不是!至于在帝国主义入侵和殖民统治的刺激下,落后国家出现了近代民族工业和近代化的努力,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出发,决不应把它归功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殖民方面,而是被侵略被压迫国家人民自救自强、报国雪耻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入侵与殖民"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30)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相联系、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是得不出"侵略进步"、"殖民有功"论的。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原则,才得出了违背历史发展的错误结论。至于说,翻李鸿章的卖国案、翻曾国藩的刽子手案等等奇谈怪论,由于它所犯认识论错误的性质与上述是一样的,也就无须赘言了。总之,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辩证法则,很容易颠倒历史是非,把正义的说成丑恶的,把卑下的说成高尚的,把光荣的说成耻辱的,把反动的说成进步的,等等。因此,在历史认识中坚持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辩证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学地进行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才能为社会提供科学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规律性认识,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积极作用。坚持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辩证统一,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上真善美的肯定与颂扬,对假丑恶的谴责与鞭挞,对于巩固社会主义的道德,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应该提倡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观点辩证地运用于历史研究中,抵制和批判片面的历史评价与片面的道德评价及其史学观点,尽可能减少史学认识中的失误,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为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注释: ①③(25)(26)(27)(30)、②⑤(13)(16)、⑩(11)、(12)(2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537、74、70、73、68页;第4卷,第477、225、321、224-225页;第1卷,第362、237页;第3卷,第51、134、220-221页。 ④、⑨(17)、(14)、(18)、(22)、(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96页;第42卷,第247、24页;第3卷,第515页;第23卷,第12页;第20卷,第102-103页; 第21卷,第171页。 ⑥、⑦⑧、(19)《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第2卷,第857、512页;第4卷,第43页。 (15)《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1页。 (20)《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3页。 (28)参见(日)依田善家《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译本。 (29)《中国经济年鉴》第11章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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