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北大国学门组织考古学会主要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那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则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与中国的相应机构结盟而成立。
    考古重心东移，使得东亚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日本虽然国力渐盛，教育学术发展迅速，但在考古学这一特殊领域，受制于客观条件，尽管发端甚早，进展却不大。而风气由欧化转为东方主义，迫切需要学术上的解释与表现。对于东亚探险考古活动大都由欧西学者主持，中国学者几乎无关，日本学者贡献也极少的状况，滨田耕作等人感到十分遗憾。要想改变，就必须将考古发掘的现场扩展到日本以外，尤其是中国大陆。而在中国国内政局动荡，中日关系又日趋紧张之际，没有中方的协助，这一目标显然很难实现。
    1920年代，日本借退还庚款之名举办东方文化事业，引起中国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长期交涉竞争，纷纷加强与日本的交流。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学者积极开展合作。北大利用其首席国立大学的有利地位，从一开始便展开强有力的角逐。1922年，胡适与蒋梦麟等人拟订计划，主张在中国国立大学和日本帝国大学互设中、日讲座，提倡东方文化研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395页；同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257-258页。）。而成立于1923年10月14日的中日学术协会，简直就是东方文化事业的派生物。该会起因为年初北京大学校方召集任教于北大文科的留日出身的教授，如陈百年、张凤举、马幼渔、周作人、沈兼士、朱希祖以及在京都大学进修过的沈尹默等，商议“日本对支文化事业”。是年3月13日，周作人、 张凤举前往日本公使馆找吉田参事官晤谈。刚好这时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田边尚雄、京都大学教授今西龙、东京大学教授泽村专太郎等人相继来北大讲学或研究，与北大教授常有交流应酬，显示了北大在中日学术交流中作为国立首席大学的重要地位。9月， 北大诸人与担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的著名“支那通”坂西利八郎中将及土肥原少佐相识，商议组织中日学术协会。中方以张凤举为干事，日方以坂西为干事，规定每月开常会一次。其实日方成员均非学者，其目的也不在于学术，而是鉴于北洋政府无望，想争取与国民党有渊源者搭桥过渡，以便与新政权接洽，将来谈判时保留日俄战争所取得的权利。所以坂西在成立会上说：“我们怎么配说学术二字，但是招牌却不得不这样挂。”（注：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333-336页。）在此名义下，北京大学与日本教育视察团团长汤原、服部宇之吉及“对支文化部”的朝冈健等人多次就文化事业进行会谈。可惜日方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因形势变化，对北大失去兴趣。（注：详参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333-336页；《周作人日记》中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300-406页。）。一年后该会活动停顿，但北大并未因此而放弃对东方文化事业的竞逐，先是提议推举王国维出任该事业计划中的北京人文研究所主任，以抗拒声望尚隆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意图包揽（注：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394 页。）；后来又有鼓吹“将图书馆及人文研究所馆长、所长归校长兼理之说”（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209页。）。
    风气转移之下，与日本学术界的交往渐由学者个人进而为有组织进行，如互赠书刊、邀请讲学等。北大国学门借天时地利之便，积极活动，成为其中的要角。与之交换刊物的有日本东亚协会、考古学会、京都文学会、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等（注：《北京大学日刊》1504号，1924年6月25日；1517号，1924年8月30日。）。继今西龙之后，1923年，东京大学教授泽村专太郎、国学院大学教授田边尚雄来华，在北京大学等处讲演“东洋美术的精神”及“中国古代音乐之世界的价值”，北大国学门也聘请泽村为通信员（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1卷4号。）。今西龙和泽村还参加国学门的活动（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之恳亲会》，《晨报》1923年10月1日。）。1925年1月，来华考察的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应邀在北大国学门讲演“风俗品的研究与古美术品的关系”（注：《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610号，1925年1月9日。）。后来顾颉刚等人呼吁保护江苏吴县保圣寺的杨惠之塑像，即得到大村西崖的响应。他于1926年春专程前来考察，回国后写成《塑壁残影》一书，引起叶恭绰等人的关注，经过努力，终于修成保圣寺古物馆，移像其中。1925年北大筹建东方文学系，固然出于研究日本的时势需要，但也不无东方文化事业这一背景的影响。
    中日学术交流升温和北大积极的对日态势，使得急需合作伙伴的日本考古学者自然把目光投向这座中国的最高学府。1925年，滨田耕作和负责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的原田淑人以及朝鲜总督府的小泉显夫、原满铁的岛村孝三郎等人，鉴于日本考古学机构基础不好，欲图振兴，希望与中国学者合作，以便参与殷墟等处的实地发掘。他们选中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为合作对象。日本原有考古学协会，不是由大学的专门考古学教授及其教研机构组成，与北大考古学会的性质不同。为了对等，日方遂筹划以东西两京帝国大学的考古学机构及教授为核心，组织东亚考古学会。该会计划将来扩充到所有公私立大学的考古学专任教官和研究室，但对大学以外的团体加入该会，鉴于中方的北大考古学会未予承认，暂不考虑。只是作为个人会员，则不论是否属于其他团体，均一视同仁。其会则明确规定，以东亚各地的考古学调查研究为目的；如有必要，可与中国方面性质相同的机构联盟。可见其预期目标即与北大考古学会结盟。滨田耕作在两年后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对此明白宣示，不加隐讳（注：滨田青陵：《东方考古学协会と东亚考古学会》，《民族》2卷4号，1927年5月。感谢狭间直树教授特为复印此文见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