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西汉政制,不用“君主专制”,而称“士人政府”。这是非常独特的观点。①“士人政府”的观点,可以《国史大纲》为代表。而其撰写于七八年前的《秦汉史》,②并无“士人政府”等观点。比较两书有关“士人政府”的不同观点和方法,尤其是对史事、史料的不同解读,解构钱氏的两种历史书写,有助于我们理解钱氏论史之风格,也有助于了解历史书写的本质和特点。
    一
    通读钱氏一生的著述,“士人政府”的观点当形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撰《国史大纲》时。所谓“士人政府”,初指西汉武帝、昭帝、宣帝朝之政制及特点;后来不断发挥,用来泛指中国传统政制,并称其是中国传统的民主精神。③
    《国史大纲》之“士人政府”,标题上置于昭、宣、元、成一段,而“士人参政”、“文治思想”等与“士人政府”有关的论述,则始于武帝一朝。故武帝朝的诸多史事,如“复古更化”、设“五经博士”、行“郡国察举”等,都视为“士人政府”的成因,④而朝廷用人之变化也以武帝朝来划界。钱氏说:“汉初宰相必用封侯,后又用军人。公孙弘起,以布衣儒术进,为汉制一大转向。其先惟军人、商人为政治两大势力,至是乃一易以士人。可见文治政府转向”。又说:“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为士人参政之新局面”。“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朴素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士人们在政治上渐渐得势,他们所抱的政治思想,逐渐发挥效力。”⑤《国史大纲》称颂中国传统政制之创设“别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⑥在稍后出版的《中国民主精神》和《政学私言》中,钱氏又称“士人政府”为“中国式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直接民主”。他说:“中国传统政体,……当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当知中国政府虽无国会,而中国传统政府中之官员,则完全来自民间。既经公开考试,又分配其员额于全国之各地。又考试按照一定年月,使不断有新分子参加。是不啻中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之意见,不啻即民间之意见。如此,则何必再叠床架屋,更有一民选国会以为代表民意之机关? 中国政府既已为民众组织之政府,则政府一切法制章程,即系民意之产物。”⑦他又云:“政府则本由民众组成,自宰相以下,大小百官,本皆来自田间,……政府既许民众参加,并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与民众固已融为一体,政府之意见即为民众之意见,更不必别有一代表民意之监督机关,此之谓‘政民一体’,以政府与民众,理论上早属一体。故知中国传统政治,未尝无民权,而此种民权,则可谓之‘直接民权’。”⑧其后的历史著述,都是持这种的看法。《国史大纲》撰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而他七八年前编撰的《秦汉史》,⑨则并无“士人政府”等观点;《国史大纲》中用来论证“士人政府”之史事、史料,如“复古更化”、设“五经博士”等,在《秦汉史》中都另有一种解读,且与《国史大纲》大相径庭。如,《国史大纲》说武帝朝的“复古更化”,“为西汉文治政府立下一规模”;说“中央政府文治思想,由贾谊开其端。而走上复古更化之路,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然《秦汉史》则说“武帝一朝政治,如封禅巡守、明堂郊祀、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外征四夷,种种所谓复古更化者,皆已于此诏册中及之。而社会经济之贫富不平,为刑不轻、奸不改、风化不流、政令不行之根源,乃当时政治上惟一真实之问题所在,则武帝不徒未经注意,抑且以其种种之复古更化,而促其现象之加甚焉。⑩
    又如,《秦汉史》说“汉武之置五经博士,设博士弟子员,即犹始皇之焚博士官书,以吏为师,统私学于王官之制也。汉武遣方士,求神仙,行封禅,立明堂,造历推德,外攘四夷,又事事与始皇如出一辙。……要亦未出亡秦之牢笼。”又说“自汉武置五经博士,说经为利禄之途,于是说经者日众。说经者日众,而经说益详密,而经之异说亦益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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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文辉说钱氏的这个观点是“一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见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②关于《秦汉史》的撰写与出版,作者在该书的序中云:“民国二十年秋,余膺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讲座,开始撰写讲义两种。一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为《秦汉史》。越一年,《秦汉史》写至王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至李穆堂,皆未完编。自后乃专力撰写《学术史》。二十二年秋,又开始讲通史,计划为通史编讲义。而《秦汉史》一稿,遂竟搁置,未获续成。……(四十五年)秋返港,……因遂校其讹文,稍稍补申其语气未足,而一仍其内容旧贯,以付梓人焉。”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9、11页。
    ③钱穆:《中国民主精神》,原刊《学思》(成都)1卷3期,1942年;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与教育》卷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14页。
    ④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166、162、163页。
    ⑤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167、168页。
    ⑥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引论第37页。
    ⑦钱穆:《中国民主精神》,原刊《学思》(成都)1卷3期,1942年;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与教育》卷41,第114页。
    ⑧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原刊《东方杂志》41卷6期,1945年版;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政学私言》卷40,第6-7页。
    ⑨关于《秦汉史》的撰写与出版,作者在该书的序中云:“民国二十年秋,余膺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讲座,开始撰写讲义两种。一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为《秦汉史》。越一年,《秦汉史》写至王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至李穆堂,皆未完编。自后乃专力撰写《学术史》。二十二年秋,又开始讲通史,计划为通史编讲义。而《秦汉史》一稿,遂竟搁置,未获续成。……(四十五年) 秋返港,……因遂校其讹文,稍稍补申其语气未足,而一仍其内容旧贯,以付梓人焉。”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9、11页。
    ⑩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98-99页。
    (11)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82、83、229页。
    【作者简介】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吕思勉史学研究”(项目编号: 12BZS003) 阶段性成果。
    然《国史大纲》则将“郊祀、巡狩、封禅等”虚文无实际者,都归罪于神仙家、文学辞赋之士对武帝的误导,将设五经博士和为博士设弟子员,归在“复古更化”下的重要政治改革,说“武帝从董仲舒请,罢黜百家,只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他们虽不参加实际政务,但得预种种政务会议,渐渐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①
    再如,《秦汉史》说:“武帝一朝,其先多用文学浮夸士,其后则言财利、峻刑酷法者当事。儒生惟公孙弘、儿宽,俯抑取容而已”,大臣之任用“仍不出往者军功得侯或嗣封之例”;“武帝一朝文治,实亦不为后嗣所遵。武帝特为辞赋文学浮夸所中,援儒术以为饰耳。昭、宣、元、成以后,则儒家稽古益密,乃始以儒术矫抑往者文学浮夸之病”。说“昭、宣以下,不仅丞相、御史大夫重职,乃为儒生也;即庶僚下位,亦多名儒。而其出身则往往从郎吏始”;故“昭、宣以后,其为治远与前别。”②此处虽出现“文治”两字,但说它“不为后嗣所遵”,则武帝之“文治”与昭宣之“文治”,非但不同且无继承关系,显然也与《国史大纲》之解读不同(见上引文)。③
    总之,《秦汉史》对武帝朝之论叙,常与文、景、昭、宣时之恭俭无为相比较,以说明武帝朝“有儒生之言礼乐,而不免于拘。有方士之推阴阳,求神仙,而不免于诬。有辞赋文学之士之颂功德,而不免于誇。至于帝王之纵其私欲,群下之争于迎合,而为之主张取舍,则岂能有当!”④而《国史大纲》关于武帝朝之所叙,或与昭宣时代相衔接,作为“士人政府”之起始; 或与汉初治法相比较,为显示政制演化之进步。简言之,《秦汉史》多取反思态度、批评立场; 《国史大纲》则多取辩护态度、称颂的立场。至于不能与之融洽之史事、史料,《国史大纲》大多略而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