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而,“士人政府”观点之探讨,主要不在史事、史料之解读与史实相悖,而在于使用的方法。与钱氏早年著述《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等相比,《秦汉史》的撰述,已带有较多的诠释和疏通。但大体言之,史实之考证,史料之辨析甚多,有时颇有嫌其琐碎繁复而枝节旁生之感。①但也惟其如此,书中之诠释和疏通,多有切实之史事、史料为依托,而不为太悬空之议论。如说汉初诸臣亦多通文学,习诗书,不尽未受教育之徒,遂引张良、陈平、韩信、张苍、郦食其、陆贾、娄敬、朱建、叔孙通、蒯通、鲁之穆生、白生、申公、田叔、盖公等以为征。论武帝朝仍多用文学辞赋者,引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为佐证。其论昭、宣时重用儒生等,也是如此。②这种罗列同类史事而做适度归纳的方法,类似赵翼《廿二史札记》之考证。③而由此基础上的诠释疏通,大都平实之论;既无太抽象的提升,也无太悬空的发挥。故按此方法、思路来研究武帝朝的政制,自不易得出“士人政府”等结论。
    《国史大纲》虽以历年通史讲稿为基础,但书写之目的、论辩之对象,已与《秦汉史》大不相同。书前列出读(此)书之几点信念及《引论》一篇,开宗明义地交代了钱氏撰写此书的立场和目的: 一、要纠正晚清以来所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的论点; 二、“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并称此为撰史之第一任务。④ 换言之,“士人政府”的观点,正是钱氏为写出中国历史精神所选取的一个面相。这让人想起马克斯·韦伯“理想型”的研究模式。
    众所周知,韦伯之研究取经,自有他特殊的考量。韦伯自称是李凯尔特的继承人,但他不同意李凯尔特将文化科学的任务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描述上。他所使用的“理想型”研究模式,就是对个别、特殊之对象作出一定程度的抽象和提升。但是,这种抽象和提升不能过高,过高的抽象和提升就会导致超时间、超地域的普遍概念。⑤韦伯的“理想型”研究模式,是理念性的,与经验事实不全符合;但又不是凭空虚构,它侧重于概括事物的某一点和某一方面的特征,而不可能囊括了事物的所有特征。换言之,它是将经验事实中的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因素加以强化、突出、或者是简化、极端化。⑥然而,李凯尔特认为“理想型”研究模式“只暗示着同现实的对立,也就是说,指出任何地方的现实事物都不会同这些有时会被历史学家所造就出来的理想典型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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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如叙武帝时之郊祀封禅巡狩及改制,化不少篇幅考古代历法之演进,涉及岁星纪年、太岁纪年、颛顼历与太初历之算法、岁首的设置、正朔三统等等; 叙武帝朝财政之均输,述及宫廷之私费用,详细开列武帝至元帝后宫级次与待遇等。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126-132、176-178页。
    ②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72-74、94-96、21-213页。
    ③此法也非完全可依。如赵翼《陔余丛考》卷39“累世同居”条,列举历代的事例,说明自古以来多有“宗族百口、累世同居”之事。( 见赵翼: 《陔余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853-855页)但吕思勉《中国社会史》宗族一章,称宋代同居共财大家庭在全国家庭总数中仅占极小的比例。他认为:“赵氏所辑累世同居之事,虽若甚多,实则九牛之一毛耳。”“苟欲深明其故,则如《陔余丛考》所载历代累世同居之事,非一一按其时地,考厥情形不可,故不容执一端以强断之矣。”(《中国社会史》第254、255页)类似的论述,也见之于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及《吕著中国通史》“宗族”一章。可见,罗列同类史实而做出的历史归纳,并非完全可靠。
    ④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19、26、27、31、32页。
    ⑤李凯尔特:《历史上的个体》,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⑥参见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他说:“恰恰因为这个概念所涉及的是某些相对历史的东西,所以它根本不适于用来确定历史的个体这个概念,而仅仅适用于通过历史表述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类型的产物。”①韦伯新教伦理之命题,就是这种“理想型”研究模式之产物。它与经验事实不全相符;但它也不是凭空虚构。韦伯笔下之欧洲和英国商人岂能人人都依新教伦理行事,而无欺诈之事?②然而一旦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那么欺诈之事就排斥在资本主义精神之外了。
    同样,钱氏“士人政府”的观点,虽不能与史实尽合,却也或多或少能获得史实和史料上的支持。历史上像范仲淹那样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士大夫为数不少,这些先公后私的士大夫,都可以用来佐证钱氏的“士人政府”的观点。钱氏未必同意韦伯的观点,也未必取径于韦伯的方法。但在史学研究中,大凡涉及历史精神、文化特征之类的判断,都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理想型”的研究模式。然而,某种现象能否视为历史精神、文化特色,原是见仁见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