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异彩纷呈,产生了众多的史学流派,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则应数新历史考证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这两大流派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各有侧重,相得益彰,在20世纪上半期形成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学术发展的主流。此一时期,新历史考证学派因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在治史理念与研究旨趣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①当时接受唯物史观指导的新历史考证学者人数众多,张政烺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一、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
    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以博闻强识、考证精密而名闻学林,在学界素有“小王国维”②之美誉,是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一员健将。在古史研究领域,他相继撰有《猎碣考释》、《“平陵陈立事岁”陶考证》、《〈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字说》、《六书古义》、《邵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等考证名文,受到郭沫若、胡适、傅斯年等学术名家的赏识。张政烺在治学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相沟通”,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容易接受唯物史观。①
    ————————————
    ①目前,陈其泰与林甘泉两位教授已就此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从事这项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陈其泰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跋蒙文通先生〈致张表方书〉》(《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七章第二节“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及其展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章“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等文中,不仅从理论上对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之关系进行了考察,而且从谭其骧、唐长孺、蒙文通、徐中舒、赵光贤等人的学术实践上予以阐发。林甘泉先生在《五十年的回忆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指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杨向奎、王毓铨、孙毓棠、张政烺等学者具有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愿望。此外,张越教授的《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对此课题也有涉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②傅斯年语。参见何兹全:《祝贺〈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7期。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资助项目(13JK0048) 与西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1NW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近现代学术史。
    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治史的理念与方法对张政烺的治学深有浸染。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氏便与郭沫若有着学术上的交往,40年代,他又受到郭沫若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对先秦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下了不少工夫。②尤其是,他在1936年托好友傅乐焕从来薰阁购得郭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倾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精研此书。③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厚册《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为我们展示了张氏一生研究此书的心得体会与真知灼见,可以看做是他在金文研究领域与郭沫若的交流与对话。张政烺对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推崇备至,在多篇文献中均征引郭说,并认为郭氏之“从事金文研究比起新旧专家都高一筹”。他敏锐地指出,郭沫若研究金文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主要原因在于郭氏“学习马列主义,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④再者,时代环境对史家的学术研究不无影响。张政烺说:“历史学家不可能不关注社会注意的问题,社会也不可能不影响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⑤正缘于此,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指导地位,张政烺因受时代影响,也力求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工作。
    张政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是积极自觉的。20世纪50年代,他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其编订的《先秦史讲义》来看,其间贯穿的一条主线便是唯物史观的指导。⑥根据当时聆听张政烺先秦史课程的王恩田说,高教部组织编写《中国史教学大纲》,申明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编写,而张政烺是高教部《中国史教学大纲》先秦史部分唯一指定的起草人,“《大纲》经过全国史学界反反复复广泛深入的讨论获得通过和定稿,不仅是对《大纲》本身,也是对《大纲》先秦部分起草人苑峰先生马列主义水平的肯定”。70年代,王恩田曾向张氏谈及不同意以“殉葬”作为奴隶社会的标志。张政烺对此并未直接作答,而是拿出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的单行本,指出其中记载着在美洲大陆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在举行葬礼时开始烧掉或消灭一切已成私有财产的东西,例如家畜、妻子、武器、衣服、装饰品等等”。所以,王恩田认为张政烺手头放着刚刚出版不久的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可以立刻告诉书中的某个段落,“显然是认真读过,而绝不会是用‘马列’来装门面”。⑦
    大体而言,张政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更多的则是结合其善于考证的治学特色,有效地将历史考证与史观指导相结合,从而提升了其理论认识的深度并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