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都在学习马列主义,并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言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但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生搬硬套、削中国历史实际之足而适马列主义之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张政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并非机械地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道路套入经典作家的理论框架,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譬如,他将唯物史观融入实证领域对“众”的身份所作的探索,便颇具典型意义。在当时,许多研究甲骨的学者按照古典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一般形态,视“众”为奴隶,且以此来理解“众”的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这种对“众”的理解与张政烺将其纳入氏族组织、大量分析甲骨文材料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有着截然的不同。正如张政烺所说:“我所阐明的‘众’的情况却是来自对甲骨卜辞的考释与分析,自认为是合乎其实际的,其身份与生活方式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显然是不同的。”④
    这种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实际作出具体分析的求实精神,使张政烺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路径及阶段划分能够另具只眼,提出了迥异于一般学者的看法。在当时的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断限存在多种不同的学说,其中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西周时期,而郭沫若等史家则倡导“战国封建说”,这两派的学术论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成为当时讨论古史分期的主流观点。然而,张政烺并不是简单地盲从附和各家观点,而是根据他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和对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认识,通过实事求是地对史料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魏晋封建论”的学术主张。
    “魏晋封建论”在张政烺1951年发表的《汉代的铁官徒》一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该文中,张政烺力图通过对汉代重要劳动产业身份的考察,借以说明当时社会的性质,立意可谓以小见大。他认为奴隶与铁器的冶炼、制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战国时起,“冶炼的工人主要是奴隶,其次是穷苦人民不堪生活上的压迫,触犯了如毛的法令,被判处徒刑,因而亡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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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甘泉:《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②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60页。
    ③谢桂华:《张政烺先生传略》,《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④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58页。
    冶铁者的身份直至汉代依然如此。张政烺指出,汉武帝时期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设置“铁官”,把制造铁器的权利收归政府,禁民私铸。在当时,劳动者的身份主要有“卒”、“繇”和“徒”三种。“卒”是服兵役者,“繇”是征发来帮忙的,两者均有“临时性质”,所以只有“徒”即“刑徒”,是铁官控制下最基本的劳动力。同时,他参以考古资料考证汉代墓砖记载铁官徒的身份即为奴隶,这同铁在战国一出现时就同刑徒奴隶和亡命之徒结下不解之缘的传统正相吻合。因为铁工业是汉代社会的重要生产行业,而主体劳动者的身份是刑徒奴隶,所以张氏认为汉代依然是奴隶社会。铁官徒的生活环境恶劣,备受奴役,故而西汉末年铁官徒不断起义,“汉代的奴隶主政权开始崩溃。王莽虽然力谋妥协,想出种种折中的办法,但是阶级矛盾是不可以缓和的,最后奴隶和奴隶主都起来反抗,结果建立在西安二百多年来代表奴隶主的政权从此就倾覆了”。到东汉时期,“汉光武是大地主出身,看见了王莽失败的原因,意识到封建主义在适合生产力上的必要,即位之后就接二连三的释放奴隶。从此奴隶制度开始衰落,封建主义逐渐抬头,到魏晋时中国便步入了封建社会”。①在《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②一文中,张政烺又利用出土文物的资料记载,进一步论证秦汉刑徒的奴隶身份,其着眼点均在于说明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与魏晋以下有所不同。
    与此相关,从20世纪50年代张政烺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封建社会部分)》的草稿影印件来看,“魏晋封建论”的学术观点亦隐然蕴涵其间:“原《图谱目录》分篇编排,封建社会部分,分为第三篇《封建社会前期》和第四篇《封建社会后期》,先生将两个篇名均行删去,改为以章为单位,统一编排。将原第三篇第一章《封建社会的形成》,改为统编第十一章《兼并剧烈时期———战国》。原第二章第一节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形成》,先生删去其中‘封建’二字,改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原第四章《豪强大族的发展和封建割据因素的增长、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先生把‘和封建割据因素的增长’数字删去。第十七章《封建割据和短期统一》,先生改为《魏蜀吴割据和西晋短期统一》,删去‘封建’字样。此章第一节《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先生删去‘封建’二字。凡此种种,都明确无误地表明,先生不同意古史分期的战国封建说”。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