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对商代社会性质做出深层次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成为当时史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张政烺由于学习了马列主义也积极参与讨论。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体现了他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见解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自觉结合加以研究的尝试。经典作家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⑧张政烺正是根据这一论述,通过对甲骨材料中反映商代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来探索商代社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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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第371页。
    ②吴荣曾:《读〈张政烺文史论集〉(史学篇)》,《书品》,2005年第1辑。
    ③朱凤瀚:《读〈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郭沫若著,张政烺批注,朱凤瀚整理:《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④张政烺:《郭沫若同志对金文研究的贡献》,《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37页。
    ⑤赖长扬、谢保成:《张政烺先生谈治史》,《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⑥参见张政烺:《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⑦参见王恩田:《张政烺先生调离北大的前前后后》,张永山编:《张政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2-7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他明确指出:“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有一个重点,即是要利用这些第一手资料探讨商代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关的社会形态问题。”①
    1951年,张政烺发表了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进行理论探索的初步成果《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此文一方面承袭了他经由具体考证探讨中国古代历史面貌的作文风格,但与过去又有很大不同的是,此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微观研究与宏观指导相结合探讨商周的社会结构问题。在当时的学界,有的研究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形态的学者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认为国家建立后地域组织代替了血缘组织,而对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残留的事实注意不够。张氏则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及古代世界上其他民族历史演进的路径,认为古代中国从氏族社会演进到政治的社会、建立国家组织,其间经历了十进制氏族组织的过渡时期。他通过对甲骨文材料与《诗》、《书》等先秦文献中关于“百人”、“三百”、“八百”、“九百”、“千人”、“三千”、“五千”、“八千”、“万人”以及“三族”或“五族”出征史料的一一搜求胪列,指出在商和西周的“氏族组织和军队编制中亦有一种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存在”。在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甲骨文中的“众”字既是当时军队的来源,也是直接的生产者,他们被编制在百人或千人的团体中,春夏秋三季从事农业劳动,冬季习武,所以在农业生产上也和军事编制中一样存在着十进制的氏族组织。②几十年过去,有关商周社会的研究成果更有大量发表,而张政烺论文中关于商周时期仍然存在氏族组织、国家尚处于它的早期形态的论点,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显出其重要价值。于是张永山指出,现在研究上古时期社会组织、生产组织和商代军事编制的学者无不征引此文。③
    唯物史观的指导,推动张政烺对商代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形态问题的探索不断深入,他用三十余年的时间持续对甲骨文中的“众”作了考察。在他看来,“众”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对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所处社会关系等方面作深入考察,“自然可以深化我们对当时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特征的看法”。④在《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他已经提出“众”既是商代的直接生产者又是兵源的看法,在随后撰写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中,又进一步对“众”与“众人”的史料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众人兼有农夫与战士的双重身份,“被牢固地束缚在农业共同体,个人对土地没有所有权,车辇六畜可以随时征用,要服兵役、徭役,征集调拨毫无限制,也就是说生命财产都操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手里”。⑤尽管“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常低下,但是他们并不等于奴隶。关于这一点,他在《殷契“田”解》一文中对“众人”的概念又作了进一步解释:“‘众人’是族众,包括平民和家长制下的奴隶,是殷代的农业生产者,也是当兵打仗的人。”⑥
    这种对“众”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家族组织、阶级身份等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厘清,无疑为我们认识商代社会性质提供了一把锁匙。对商代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贯穿了张政烺学术研究的后半生,在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谈到要写一本著作《中国奴隶社会》,⑦以及《古代中国的家族形态》、⑧《殷奴隶制国家的阶级结构》⑨等文章。直到晚年他仍然说:“这个问题我很有兴趣,也一直注意这个方面的进展,今后我还是想多听听各种意见,将我的看法写出来。”⑩可见张政烺学习唯物史观,并用以指导其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所做的探索,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林甘泉与张政烺共同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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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57页。
    ②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张政烺文史论集》,第277-313页。
    ③张永山:《传道、授业、解惑———忆张政烺师》,《张政烺先生学行录》,第94页。
    ④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59页。
    ⑤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张政烺文史论集》,第429页。
    ⑥张政烺:《殷契“ 田”解》,《张政烺文史论集》,第587页。
    ⑦见张政烺:《汉代的铁官徒》,《张政烺文史论集》,第255页。
    ⑧见张政烺:《古代中国十进制氏族组织》,《张政烺文史论集》,第304、308页。
    ⑨见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张政烺文史论集》,第424页。
    ⑩赖长扬、谢保成:《张政烺先生谈治史》,《史学史研究》,1994 年第1期。
    他在评价张政烺的学术研究时说:“张先生是主张从史料的实证入手的,但他从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①
    深入考察张政烺于新中国建立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商代社会问题研究取得的成就及思想认识的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把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探讨斥之为“假问题”或“伪问题”,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学问。张政烺作为一位新历史考证学者,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对商周社会形态做出了深入透彻的分析,从而深化了对商周社会相关问题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虽然不乏历史考证名篇,但考证的中心并不突出,而建国后其历史考证的中心则集中在商周史领域,究其所自,与其系统地学习唯物史观,并将其用于指导研究商周史领域一系列重要问题有密切关系。他在学习了唯物史观之后,开始重视从经济的角度探讨殷代农业生产者的生产形式。《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考释裒田为开荒、造新田之义;《甲骨文“肖”与“肖田”》一文将“肖田”考释为耕休田,以备耕种之义;又作《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一文,认为“尊田”是在开荒造出的土田上作田垄。将张氏此类考证文章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他希冀通过对甲骨卜辞的具体考释,说清“殷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理耕田的过程”。②这种层层深入对殷代农业生产形式所作的考察,深化了人们对殷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识,创造了通过考证去解决历史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成功例证。所以谢桂华深有体会地指出:“他(指张政烺,引者)的论著贯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简牍、帛书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③此为张政烺后期历史考证学实现更大突破与提升的关键之一,也恰恰是对于否定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观点的有力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