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科学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集中反映。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从人类文明进程来说，它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鉴于学识和功力所限，我无力对这一主题作宏观的讨论。在这篇短文里，我仅就史学与艺术的关系讲几点很肤浅的认识，藉以向国内外学者请教。
    多年来，人们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许多年过去了，说史学是科学者有之，说史学是艺术者有之，说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者亦有之，皆各执一词，迄今为止，人们难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论。在我看来，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应无疑义；它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艺术，亦无疑义。至于历史著作中包含着自然科学的有关记载，如天文志、地理志、五行志、符瑞志、昆虫草木志等等，但其只是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并不改变史学的基本属性。而史学同艺术的区别，其根本点在于：史学是根据大量的史实来“恢复”历史面貌并对其作出解释和评价，以总结经验、增益智慧；艺术的源泉虽也不能脱离现实，但艺术作品的产生却需要艺术家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它给人以美的享受，并唤起人们对于生活、对于未来的激情。当然，我们也不可把史学看作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双重品格的产品，因为那实际上是模糊了史学的基本属性，也抹煞了艺术的想像力和浪漫主义精神。
    那末，艺术同史学是不是也有某种联系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相信，这种联系，在艺术同社会科学各学科、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关系中，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存在着。
    那么，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与艺术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的容易被人察觉到，有的则不容易被人所察觉。当然，这里说的“艺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的创造，更不是虚构，而是指的一种审美意识及其表现形式。这在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中和史学著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一、信史：史学的真实之美
    史学的基本属性之一是真实。求真，忠于历史事实，撰写信史，是所有正直史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之美，首先表现在它所反映的历史是真实的。这主要包含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这表明史学家作史的“心术”是纯正的，是做到了“尽其天而不益以人”[1]（史德），做到了“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2]（直书），即孔子所提倡的董狐精神[3]（宣公二年）。史学家的心灵之美和崇高的神圣感由此得到充分的表露。
    第二，这表明史学家尽力反映出历史的真相，而历史是丰富多彩、生动不已的，其主导方面显示出无穷无尽的美的源泉、美的创造。史学大师们如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杜佑、司马光、郑樵、李焘、袁枢、万斯同等，以其卓越的见解和不同的视角，勾勒出一幅幅历史画卷，“再现”历史面貌，使人们得以“居今识古”[4]（史传），“神交千祀”[5]（卷81），认识和理解人类自身走过的历程和做出的种种创造。这种理性与美感的交融，人们只有从历史的“再现”和对其深邃的洞察中，才能获得。这就是史学的真实之美。中国史学在这方面有许多杰作，而《史记》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杰作。诚如班固评论所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司马迁传）这个评论，最重要的基点是“文直”、“事核”，有此才可谓之“实录”。所谓真实之美的魅力即在于此。唐人刘知几的“直书”论、宋人吴缜的著史论、清人章学诚的“史德”论，其核心亦在于此。吴缜指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盗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7]（序）事实（历史真相）、褒贬（价值判断）、文采（表述要求）三者的辩证关系讲得十分贴切，而“事实”（历史真相）的核心地位也自然地凸现出来。我们不难看出，吴缜的著史论是讲求审美的，而这审美要求的基础就是“有是事而如是书”，就是“事得其实”，就是历史真实。
    综上所述，中国史学中的信史原则及其优良传统，一是表现在史家作史的“心术”的纯正，一是表现在史家对历史真相的不懈的追求。上乘的艺术讲求歌颂真、善、美，优秀的史著讲求昭示真、善、美，而“真”则是首要的、关键的。在这一点上，它们是相通的。
    今日中国史学，要继承自古以来的求真传统和信史原则。古人云：“《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8]（桓公五年）这是史学之大义。后来南朝梁人刘勰重申：“文疑则阙，贵信史也。”[4]（史传）直至清人提出“实事求是”的宗旨以及关于“考信”的撰述，正是求真传统与信史原则的一脉相承。现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但这一传统与原则仍是不可动摇的基石。任何史学形式，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基石之上，不仅失真，而且也完全失去了审美的价值。此乃确定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