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对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分析、概括，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是具有总结性的，而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关于史例的理论研究，成了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内容。在刘知几之后，有刘餗撰《史例》3卷，有佚名所撰《沂公史例》10卷，是讨论史例的撰述，可惜都已散失了。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多有讨论史例的专篇和精辟的论断。章学诚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有两点是格外值得注意的：第一，他提出了“例”与“质”的关系，认为二者相符，才可成为佳作；倘若“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则这样的史书不能真正反映出历史的“秩序之美”。“例”是结构，“质”是内容；脱离了对于“质”的恰当的把握，“例”也会成为徒有虚名。第二，史才、史学、史识是史家的整体素质，史例只是史才中的一个方面；如果“史才、史学、史识，转为史例拘牵”，就会造成历史撰述上的本末倒置[1]（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这两点，可以看作是史家在探求史书内部结构的“秩序之美”过程中，不能不顾及到的两个前提。
    三、文采：史文的表述之美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历来把史家的“善序事”（即“善叙事”）、讲求文采视为“良史之才”的一条重要标准。善序事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而文字表述上的造诣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在刘知几以前，人们评论《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多已提出不少这方面的见解。而刘知几《史通·叙事》篇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2]这是从理论上强调以“事实”为基础，但也提出史书“必资文采以行之”[7]（序），这是直接讲到了史书的文采问题。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篇对于如何发挥“文字之佳胜”的问题，更有精辟的分析。 综观古代史家、史学批评家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思想、实践，史书的文字表述之美大 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质朴之美。用刘知几的话来说，这是史书文字表述对于社会的语言文字“体质素美”、“本质”之美的反映。“战国以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2]（言语）他赞成以“方言世语”如“童竖之谣”、“时俗之谚”、“城者之讴”、“舆人之诵”等写入史书；不赞成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文风。在刘知几看来，这种语言的“体质素美”，于官方、于民间，虽有不同，但史家都应表述出它们的“本质”。
    简洁之美。卢奇安认为，对于历史撰述来说，文笔简洁不仅是“修辞”的问题，而且是“本质”的问题。史家撰史，不应流连于“不重要的细节”和“琐屑的事情”。刘知几极力提倡史文“尚简”，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为此，史家撰述应从“省句”、“省字”做起[2]（叙事）。当然，从审美的角度看，史文亦非愈简愈美。顾炎武讲了这个道理。他的《日知录》有《修辞》、《文章繁简》两篇，提出“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论点，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辨证的看法。
    含蓄之美。这是隐喻、寄喻、含义深沉之美，刘知几称之为“用晦”。“用晦”的第一个要求，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是跟史文的简洁相关联的。“用晦”的第二个要求，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2]（《史通·叙事》）。这是说到了含蓄之美的较高层次。
    动态之美。历史是运动的，历史人物是运动的，历史事件也是在运动中发展的。历史撰述应当把这些运动表现出来，这就是动态之美。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所论甚为中肯。他强调要把历史写得“飞动”起来，才能感动人。他说：“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历史家如无这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14]（P28）史笔“飞动”，尤适于记述大的历史场面，特别是大的战争场面。中外历史名著都具有此种特色。梁启超说的“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这正是史文之美的感染力量。
    形象之美。这里说的历史撰述之语言表述的形象之美，乃指种种直观语言或形式语言而言，即历史图片、历史画卷或种种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等等。这种样式，在古代已有不同程度的使用，而尤其是现代传播媒介的广泛使用，为这种形象之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尽管这种形象之美有时不是“纯历史的”，而要借助于文学或艺术的手法，但这种手法若能同严肃的历史态度结合起来，将极大地推动历史学走向社会。因此，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结成联盟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古代史书在文字表述上的生动之美，多为论者所关注。文学史上的所谓传记文学、所谓战争文学，大都与史书相关，与史书的文字表述相关。关于它们的审美价值，也有不少论述。
    关于史学与艺术的思考和研究，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在史学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