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还在童年时代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秦时期史官精通《周易》，在以 史解易中，显示出他们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促进了史学思想进步，对于易学体系形成做 出了贡献。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大史学家大多对《周易》有精深的了解。司马迁的家 学中有易学传统，他自己在汉初的易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易学对司马迁史学的影响非 常明显。班固的易学体现出东汉易学风格，《汉书·五行志》，《艺文志》各个篇章都 有反映。荀悦与荀爽的易学相通，荀悦在《汉纪》中论史反映出易学的印痕。袁宏援玄 解史，易理成为他评论历史和人物的哲理的基础。
    两宋的史学总结历史盛衰的经验教训，以易学理论解说历史变动，把中国史学思想推 向一个新的高度。欧阳修是大史学家，在易学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写的《易童子问》 等，反映出对易学的清醒认识，着重从义理上解易进而提出对史学的看法。司马光的《 温公易说》等与他的史学评论思维方式相通。李心传、李焘是蜀中史学的代表人物，他 们的易学与史学相通。李光、杨万里在易学史上是以史证易的代表，把史学纳入到易学 体系中去。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完成了使史学“会归于理之纯粹”。朱熹史 学、易学都成为他构建理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元明时期的史学家对易学研究多有建树，特别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易学上有特别重 要的地位。船山易学的思维特征对他史论著作《读通鉴论》、《宋论》等产生重大的影 响。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开篇便是《易教上》、《易教中》与《易教下》，他 的易学观点成为评论史学的理论基础。（注：近人刘师培论说：《易经》学与史学的关 系，是章学诚说的《周易》对考史的四点意义：一是，周代之政多记于《易经》，故《 易经》可以考周代之制度；二，古代之事多存于《易经》，故《易经》可补古史之缺遗 ；三，古代之礼俗多见于《易经》，故《易经》可以考宗法社会之状态；四，社会进化 之秩序，事物发明之次第，多见于《易经》，故《易经》可以考古代社会之变迁。（见 《经学教科书》第二十五课《论易学理史学之关系》）。刘氏着重从文献学角度认识《 易经》与史学的关系。）
    近代易学和古代易学明显不同的地方是，一般不局限在旧经学范围内论说《易》，讨 论历史的易学有关问题，而是以史的眼光认识《周易》。顾颉刚解说《周易》的历史故 事，把易学讨论纳入他的辨古史的范围。郭沫若用社会史眼光认识《周易》，这些成为 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一个大板块。他以敏锐的眼光抓住《周易》的辩证法精 华，为科学总结易学提供了范例，把《周易》这部书从神的启示录变成“世俗人”的思 维术。
    在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易学变化对史学产生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从先秦到 两汉易学的变化，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思考天人关系、总结历史兴衰，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是魏晋时期《易》为玄学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史学家品评历史人物、总结历史 的思维方式都受到易学的影响。第三次，是两宋的易学成为理学的要素，也成为史学家 论历史兴亡、说历史因革的哲理依据，波澜所及，直到明清。近代易学与史学关系是另 一回事。
    从学术史上看，易学与史学关系基本上有三种模式。一是以史证易。这就是清朝《四 库全书总目》中说的宋代李光、杨万里的以史证易。这是易学范围内的事，是以历史事 实解说易理，说明易理的正确，因而它是易学中的义理派。要说明的是，以史证易，并 不是从李光、杨万里开始。下面我们还要说到这一点。
    另一种是以易解史，以易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人类历史，洞察古今兴衰，评论行事上的 得失。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主要的一面，史学家受易学影响，对他们的治史产生影响， 甚至影响一个时代的史学走向，在史学上打上深深的烙印。而这恰恰是易学研究较为薄 弱的部分。我们主要是从这样的角度讨论易学与史学的关系。易学对史学产生的影响， 不是以史证易派所能概括得了的，而且我们也认为只有从一个的角度认识易学对史学的 影响，才能更好地揭示易学变化与史学进展的关联。
    还有一种是，把《周易》作为社会史的影子，或作为史料，这是“以易说史”的路数 。这本不错，但它同样不能阐明易学与史学的内在关系。
    《周易》的天人关系的认识、通变思想等各种思维方式影响史学家治史。有的史家在 史书的《序》和其它地方作出说明；有是史家没有说明，只是通过剪裁史料、行文叙事 各种方式表达出历史思维的特点。分析史学作品，便能体会得到，看出易学对这些史家 在理解历史、认识史学上的影响。所以，在研究易学与史学关系时，要注意对史著的认 真分析，要在原著上下功夫，要读其书，知其言，更要知其所以言。
    应该说明，易学以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有正面的，这是主要的一面；但也有负面的影 响。中国史学史上的谶纬神学历史观点、天人感应历史评论，很多和当时的易学思潮纠 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