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这是史学家的历史感、时代感的体现。钱基博的《<周易> 为忧患之学》一文（载《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三辑），从易义、六十四卦的体系、卦爻象 、《系辞》等，结合中外历史以论说之。
    从《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坤·初六》：“履霜坚冰至”， 到《系辞》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 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 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中国历史学家有一个优良传统，关心民族命运，关注历史前途，以天下为己任。《周易 》的忧患意识是史学关心现实的思维传统的哲理概括。
    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解大变动时代，他把易学的忧患意识与通变思想借鉴 思想结合起来，把古代的思维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从事物变化的“贞一之理”上论说 事物的变化，进而理解对历史变动的道理，从而在根本上把历史的借鉴与历史的“贞一 之理”联系在一起，进而论说认识社会内在的危机，这就是他所说的察“几”。“‘几 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汉之乱，董卓之不可与一日居，有目者皆见，有耳者 皆闻。”不但察“几”，而且还要早察，《读通鉴论》卷五《哀帝八》说：“《易》曰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不兴者，虑其兴之辞也。三岁而不兴，逮其兴 而燎原之焰发于俄顷矣。”在人事的吉凶上也要早察。《读通鉴论》卷一《二世二》在 论及李斯的悲惨下场时又说：“……不待上蔡东门之叹，肺肝先已自裂。（李）斯岂果无 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坚冰至。’辨人于早，不若自辨于早也。”同书卷二十四 《德宗三○》说：“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 ，亡有亡之理”；“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权藉大，故治乱存亡 之数亦大，实则与士庶之穷通生死、其量适止于是者，一也”。在这里，我们要体会的 是，他的忧患意识和通变思想、历史借鉴思想构成一个整体，成为他的历史兴衰论的鲜 明特色。
    在人事得失、社会变动及历史的兴衰的思考上，王夫之特别重视事物内部论变化的根 据。他在《读通鉴论》中有几段话，说：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孰系之？能惧之心，系之也。夫既有其民，山 川城郭米粟甲兵皆可给也。……惧而忘其苞桑桑与不惧者均。（卷十九《炀帝三》）
    《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君子而后终，非君子而谦，未有能终者也。……君 子之谦，诚也。（卷二《文帝二》）
    （张良）惟其诚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而见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内怀忠而外 姑为佞也。（卷二《汉高帝一○》）
    呜呼，师道之难也。于《蒙》之象见之。人心之险，莫险于利禄得失；惟以艮止之德 ，遏欲以静正……故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身之不正，何以养人？（卷六《光武帝 三七》）
    这些都是从人事的“内”在原因上谈历史兴衰变化、人事吉凶的变动，进而论说趋吉 避凶。他没有脱离民用谈《易》。夫之治《易》的宗旨之一是“切民用”。他说：“若 夫《易》之为道，即象以见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学，切民用，合天 性，统四圣于一贯；会以言、以动、以占、以制器于一原，则不揣愚昧，窃所有事者也 。”（《周易内传发例》）王夫之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融汇中国古代的各种历史思维，显 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丰富和深遂。
    【参考文献】
    [1]刘师培。刘师培全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2]朱伯昆。易学哲学史·前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3]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4]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周易研究论文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7]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