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 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书教下》）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富有生气，但是纪传体史学变成了一种程式，变成公式化的 东西，以所谓纪表志传各种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视为例不纯。章 学诚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作为一代大史学思想家，他不仅提出问题 ，而且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仍然是从《周易》得到启发。他在《文史通义·书教下 》中说：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 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 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 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
    韩康伯注：“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也。唯 变所适，无数不周，故曰圆。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孔颖达《疏》：“故蓍 之变通则无穷，神之象也；卦列爻分有定体，知之象也。知，可以识前言往行；神，可 以逆知将来之事。故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注：圆者，至方也。”所谓圆神与方智 ，虽不同但都是《易》之用，此其一。其二，圆神、方智作为一个整体，是多识前言往 行与逆知将来的统一，不可以断然打成两截。其三，圆与方，不同又相通。这种思想运 用到著述上来，既要意识到不同的体裁适用不同要求的作品，同时又要看到，每一著述 中的内容变化，其采用的所谓的体裁、体例，不可能也不应当程式化、公式化、僵化。 硬性以一种模式来剪裁材料，只能削足适履，失去了变通精神，使著述失去其要旨。
    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的《史记》近于圆而神，班固的《汉书》近于方以智。这里 没有崇班抑马或尊崇司马迁而贬损班固的意思。班固的撰述，“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 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因事名篇，不为一定之 例所拘，就是史学的活力，其作品就可以传世行远。但“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 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宗旨，不可 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 失传也久矣。”
    无论是记注还是撰述，不能为例所拘，章学诚推崇纪事本末体，说这种体裁“因事命 篇，不为常格，”但是，一旦成了固定的框架，也只能是“纂录小书”。在章学诚看来 ，要走出当时史学的困境，只能总结史学上的成败，恢复古代史学的创作精神。他说： “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制裁焉 ，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章学诚对史书编纂还具其通变思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想法。严格地说，编年与纪传 两种体裁，是自文字以来，即已有之。他认为，如果以《尚书》之义来看司马迁的《史 记》，人物传是《传》，八书、三十世家，也不必分类，可以统统称之为《传》。“或 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 之文，因事名篇，以纬本纪。”这样做法的优点是“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先 后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岐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义益明，例简而义益加精。 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再加上表与图。他说：“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 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 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 《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书教下》）
    对于章学诚具体的设想，这里难以一一评述，但可以体察的是，他是以通变的思想， 融汇圆神、方智精神为一，重新构想新的史书编纂形式。千余年中国史学的批评一直纠 缠在无限多史体史例诉讼之中；中国史家的正统思想、宗经崇圣观念也在所谓的史体史 例的争论中反映出来，如果联系这样的背景，可以看出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理解， 阐发出来的史学通变思想，具有史学革新的意义。
    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维。这是思考学术发展的一种思维方式。 易学是一个包容性的理论体系，所谓“易道广大”也是指这层意思，这其中有合理的成 分，也有非科学的因素。从《易经》到《易传》经历一个很长时期，经过筛滤，还是有 杂质，但其中确是吸纳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粹，最终构成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从而形成 一种思维方式。中国的“史家之言”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史家以“纪”、“志”、 “传”等形式，网罗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学术、风俗、文化、制度、人事等于其中。 中国史学是包纳百家之学，展示了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层次性。
    汉武帝时，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学术综合、汇于一，是客观的要求，当时出现两 种学术汇于一的途径，一是从景帝以后出一种倾向，董仲舒继之而起，明确提出要“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向武帝建议，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司马迁写《史记》的基本精神是和他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司马迁父子和董仲舒不同 主张在总结各家学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一家。《六家要旨》开篇便引《易大传》说的 话：“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说明了学术发展的一种规律，不能以一种学术 去消灭另一种学术，以一种思想代替另一种思想。百家要归于一，结论只能是：要在总 结百家学术的基础上，在融会各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形成新的一家学说。司马 谈要他的儿子司马迁完成“正《易传》”的任务，不是要司马迁写新的易学作品，而是 以《易传》的思想去发明、去创造。可以说，《易大传》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思想基 石。没有《易大传》的思维方式，司马迁不可能进行学术大总结，也就不可能写出一种 新思想体系的《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