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英国特别军事法庭对15名起义领导人进行审判，一律判处死刑。雷德蒙认识到，这样做是极其不妥的，于是向英国政府表示："现在，最明智的选择是不处决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们大规模处决起义者，那么爱尔兰的公众态度就会变得极其危险。"（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第378页。）政府没有听从雷德蒙的劝告。5月3日至12日，15名起义领导人一一被执行枪决。如果说英国军队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杀一些人能得到爱尔兰人理解的话，那么当局势平定下来以后，当局对起义领导者的屠杀却让爱尔兰人普遍感到震惊，对英国统治的不满以及对死难者的崇敬很快产生了。英国史学家斯蒂芬·基恩深刻地指出：在这个时刻"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人们把殉道者的光环套在那些为爱尔兰的自由而献身的起义者头上"（注：S.基思：《雷德蒙的最后岁月》（S.Gwynn,Redmond's Last Years），伦敦1919年版，第218-219页。）。5月中旬，英国当局的镇压行动结束了，已觉醒了的爱尔兰民族开始向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目标迈进。
    其次，如果说复活节起义的影响促使爱尔兰人态度转变，开始转向更为激进的政治运动；那么，1918年英国当局威胁要在爱尔兰实施征兵法案，则最终促使爱尔兰人走上了与英国彻底决裂的道路，爱尔兰问题的实质性变化就此完成。劳合·乔治企图用自治来诱使爱尔兰人接受征兵法案，但一方面，自治的许诺现在已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劳合·乔治根本不理解"许多爱尔兰人在英国军队中作战，那只是爱尔兰人在履行他们的传统兵役义务，是一个自由人在履行他享有的权利，而要想迫使他们为英国战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作为一个民族来说，这是爱尔兰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带有英国想要奴役爱尔兰的意味"（注：J.C.巴克特：《现代爱尔兰的形成》，第286页。）。劳合·乔治的这一做法，不仅没有能在爱尔兰征到一个兵，反而激化了英爱民族矛盾。正如斯蒂芬·基恩所指出那样："在1918年初那段阴郁的日子里，当英国政府凭借手中权力，以命令方式在爱尔兰强制征兵时，正显示了英国政府的极大无知。"（注：S.基思：《雷德蒙的最后岁月》，第212页。）
    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但遭到了爱尔兰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自治党的不满。自治党议员撤回到都柏林，其本身说明议会斗争已难以发挥作用。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民反征兵运动的镇压，终于将爱尔兰人民推上武装斗争之路。现在，爱尔兰人的唯一选择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共和国。因此，新芬党领导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人民的支持，自治运动则逐渐衰落下去。著名史学家泰勒对此评述道："就在这个决定性时刻，爱尔兰从联合王国分离出去了。虽然鲁登道夫的最后进攻未能使德国免于失败，但它却导致不列颠帝国丧失了爱尔兰。"（注：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第146页。）
    最后，劳合·乔治处理爱尔兰问题的策略和手段，极大地伤害了爱尔兰人民的民族情感，从而加速了爱尔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进程。劳合·乔治提出解决自治问题的第一个方案后，为获取自治党人的支持，他曾向雷德蒙保证说："我把自己的命运都压到了谈判桌上。方案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我政治生涯的起落沉浮……如果内阁要否决或对这一方案的重要方面做出修改的话，我将愤然辞职。"（注：J.格里格：《劳合·乔治：从和平到战争1912-1916年》，第353页。）结果，内阁中的保守党人要求对方案做出修改。劳合·乔治起初还能顶住压力，但当事态发展进入关键阶段，他意识到保守党人的反对可能危及到自己的政治前程时，便毫不迟疑地背弃了当初的诺言。这次背信弃义的后果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武力似乎成为医治爱尔兰痼疾的唯一良方"（注：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第91页。）。
    德国在西线发动反攻后，英国的处境十分危急。此时，为了维护英国的战略利益，劳合·乔治将爱尔兰的民族利益抛置一边，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试图在爱尔兰强制推行征兵法案。当爱尔兰人为反对征兵而开展总罢工等革命运动时，他就毫不留情地将军队开进了爱尔兰，充当了镇压爱尔兰人民运动的"刽子手"。
    劳合·乔治的这些做法，使爱尔兰民族的自由主义事业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和挫折。但是，从劳合·乔治身上，爱尔兰人民看到了英国统治者的虚伪与狡诈，从而加深了他们对英国殖民统治本质的认识，加速了他们走上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道路。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特殊时期，英国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激化英爱民族矛盾的措施，这极大地伤害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感情，促进了爱尔兰民族的觉醒，从而使爱尔兰问题的发展经历了质的变化。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爱尔兰人民已经抛弃了民族自治的目标，走上了民族自决之路。1922年南部26郡建立爱尔兰自由邦，就是这种质的变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