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两个基本阶级之一，在封建社会中居统治地位，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剖析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是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特征的基本工作。对此，学者们曾作过努力。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些学者曾以地主的政治身份区分不同类型的地主，如身份地主和非身份地主，门阀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等等。从经济形态上考察地主，就只限于明清的经营地主。但更流行的观点是，按地主的财产状况，区分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一般的观点是，大地主是反动的，中小地主还有些微进步性可言，开明的政治家、清官、进步的思想家、科学家则视之为中小地主的代表。70年代后期，史学界迎来科学研究新的春天，学者们视野开阔了，多层面探讨中国封建地主，如地主阶级的形成、地主阶级的局部更新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作用，如汉初军功地主、两汉豪民经济和明清缙绅地主等等。《历史研究》编辑部还于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地主阶级研究论文集》，集诸家之言以飨同仁，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近年来，探讨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更成了史学界热门话题之一，一些颇有见地的论著陆续问世。《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就发表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和李根蟠《关于地主制经济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的思考》，编辑部还加上编者按，以期对中国地主制经济进一步展开讨论。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方式和多寡也不同”[1]。这里，列宁给阶级下定义，主要是从经济关系着眼，即从一些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以及产品分配方式、多寡等着眼。由此，笔者认为，要全面深入探讨中国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经济，除了从地主的政治身份着眼之外，更主要的是应从其经济形态着眼。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其在封建“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都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从“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不仅是农民，即使是地主阶级，其中有一部分人即经营地主对社会生产也是起过有益作用。本文力图对中国封建社会经营地主的特点、历史作用、存在原因和历史局限性作肤浅探讨，以求教方家。
    一、经营地主的特征
    所谓经营地主，指的是为增加其财富亲自勤于经营其地产的地主。当然，他们除了亲自经营地产之外，有时还扩展至手工业和商业。以往，学者们对经营地主的研究，多集中于明清时期，认为经营地主的出现，与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有关。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着经营地主，尽管它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有所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经营地主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注重集约经营，特别注重以投资改善生产设施和生产技术，换取经济效益。农业生产中的生产设施，包括农具、种子和水利。为追求经济效益，经营地主乐于使用新的生产农具。最典型是汉代豪民。随着铁农具的逐步推广，西汉武帝以后出现了先进的农具大型犁铧。豪强地主遂利用这一先进农具装备起来，使之与“二牛抬杠”耕作方式相结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2]。可以这样说，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代经营地主
    即西汉豪强地主，就是依靠先进的农具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水利工程是耗资大、用工多的庞大工程，一般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主持修建。但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史，私家地主捐资修建的水利工程也不少。两汉庄园主樊重建造樊氏陂，南朝谢灵运、孔灵符等也都曾在自己庄园中兴修水利。陆龟蒙是唐代经营地主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曾亲率农夫筑堤防。明人朱国祯说：“明农者因势利导，大者堤、小者塘，界以埂，分以塍，久之皆成沃壤”[3]。注重兴修水利是经营地主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难以抹煞的贡献。此外，不少经营地主还注重改良品种，也有少数经营地主还具有一定农业生产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如明代湖州经营地主茅某，从小“知田”，即通晓农业知识，知道“按壤分播，薙草化地之法”，又知道如何及时消灭虫害，所以他种桑的经济效益“首里甲”[4]。
    第二，从调整与生产者关系入手，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以提高经济效益。战国秦汉时期，封建制作为新的社会制度出现，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采取了新的土地经营方式，主要是租佃制。唐宋以前，分成制是租佃剥削的主要方式，一般是主佃五五分成，它较之奴隶制的剥削，生产者境遇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也因而有所提高。如西汉末马援在苑川经营农业和畜牧业采取与“田户中分”[5]的分成租佃制，“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6]。分成租佃制下，农田收获量增加，地主可以直接从中受益。中国封建地主的土地在采取租佃制经营方式的同时，还辅以雇佣劳动制。早在春秋奴隶制时期，雇佣制就已存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之后，封建地主仍继续采用雇佣制。一些经营地主在雇工劳动时，尽量设法调动雇工的生产积极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雇主为了使“庸客”能深耕熟耘，不惜“费家而美食，调钱布而求易之”。明代崇祯涟川说：“古云，‘善使长工恶使牛’。又云，‘当得穷，六月里骂长工。主人不可不知”[7]。这告诫地主，能否善待雇工，事关雇主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