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学思潮下的史学繁荣
    1.实学的人文启蒙精神与明清时期的史评著作
    实学思潮的人文启蒙思想在史学领域中的直接反映，就是“程量今古，独出胸臆”（焦竑《<藏书>序》）的史评类著作的大量涌现。李贽的《藏书》、《续藏书》、 《批点皇明通纪》，张溥的《历史史论》、《宋史论》、《元史论》，王夫之《宋论》 、《读通鉴论》，熊伯龙《无何集》，龚自珍《古史钩沉论》、《明良论》等，就是其 中的佼佼者。这些史评著作既成为实学启蒙思想的文本载体，又体现着实学时期人们对 千古历史的重新认识。
    首先是史学家开始强调用自己的眼光和标准，而不是用“圣人之是非”作为评判历史 的准则。千百年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等于“未尝有是非”，“天生一人自有 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李贽：《焚书·答耿中丞》），李贽明确提出修 史时“一切断以己意，不必合于儒者相沿之是非”。随着“儒者相沿之是非”被打破， 史学家开始用新的眼光评判和解读历史。李贽“读史时真如与百万人作对敌”（李贽： 《续焚书》卷1），在其史论著作中对众多历史人物作出了全新评价。张溥对“私天下” 之君大加鞭挞，对岳飞之死则评之为“愚忠”，认为岳飞应当“以死反之”（《通鉴纪 事本末》卷155）。黄宗羲的“天下之大害君而已”即是实学启蒙思想的呼喊，也是其对 千古历史的重新审视。王夫之也明确反对愚忠及“无益于教”的身殉。甚至认为那些无 法“保其类”和“卫其群”的君主“可禅、可继、可革”，只要为了民族利益，即使臣 子篡位，也不是不可以的：“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13）。因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同上，卷17 ），民族利益与天下公利大于一家一姓的私利。
    此外，对于商贾地位、妇女问题、用人问题、农民造反等问题，在这一时期的史论著 作中，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表现出新的时代特色。如李贽在《藏书》中就将李密、窦 建德、王莽、公孙述、曹魏、孙吴、刘蜀、南朝、北朝都列于“世纪”之中，将秦始皇 置于《世纪》中“混一诸侯”一目下，陈胜列于“匹夫首倡”，项羽列于“英雄草创” 。
    2.学必致用与当代史研究的繁荣
    在史学著述中，当代史难撰，而当代史中的当朝史著述最难。但在明清两朝，当朝史 著述却灿若繁星，层出不穷，构成明清史苑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明嘉靖中叶，出现了第一批明人撰修的当朝史著作，此后便一发不可收。郑晓《吾学 编》，邓元锡《明书》，何乔远《名山藏》，朱国桢《明史概》，张铨《国史纪闻》， 雷礼《皇明大政记》，谭希思《明大政纂要》，陈建《皇明资治通纪》，谈迁《国榷》 、徐学聚《国朝典汇》，陈子龙等主编《明经世文编》……仅《明史·艺文志二正史类 》著录于官修实录、年表之后的私家本朝史，就有32种，而杂史类著录大约有190种。 清人也于乾嘉时期开始治本朝史，出现了蒋良骐《东华录》，赵翼《皇朝武功纪盛》、 钱仪吉《碑传集》，陆耀《切问斋文钞》，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道 光朝洋艘征抚记》等著作。当朝史著述的繁荣，与实学思潮的影响和推动是分不开的。
    在实学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史家经世致用的热忱极为高涨。面对现实的和潜伏的社会 危机，他们发出了“是果世变成江河之趋而不可挽与？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陈建 ：《皇明通纪》卷首）的疑问，纷纷将目光投向现实，投往当朝，将“半世精神，一生 事业”（朱国桢：《皇明史概》自序），都投注到了对当代历史的著述和研究之中，以探 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提醒当朝统治者“明鉴戒”（郑晓：《吾学编》 卷20），修朝纪。在这些著作中，深深浸润着史家忧国忧民、辅世拯民的深沉情怀。
    以《经世文编》的编撰为例。陈子龙等复社诸子以“有经世之才，必济以纪世之学” 的精神，搜集大量官方奏议等文书及私人文集千余种，选取“关于军国、济于实用”者 编辑而成的宏篇巨制《明经世文编》，“不仅是一部内容翔实的史籍，而且是一部‘治 乱攸关’的政书”，是“明末实学建设的丰碑”（注：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 《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中卷，第924页。）。在反映此编著目的的凡 例中，“经世”的宗旨被反复提及，复社诸子的一片经世热情，尽在其中。
    “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 以筹边防。皆魏氏倡导之，或光大之”（注：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中国史 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魏源是道咸年间经世实学的代表人物。他编纂的《皇 朝经世文编》，同样是一部当代经世巨著。其中“学术纲”在理论和学术思想上对“经 世致用”作了广泛的论证，“治体纲”对中国传统政体尤其是清朝政体进行了说明。从 而为“经世致用”这个古老的概念制定了较明确的界说，并由此确定了选文的当代性和 实用性。准确的选文定位与一片经世济民的苦心，使其集清代前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 并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几于家 有其书”（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此后，续编此书者近十余家，如《编补》、 《续编》、《三编》……从晚清至民初，遵其宗旨、仿其体例的各种“经世文编”迭出 ，足见其影响之深，也反映出多事之秋的社会对于这种当代经世史学的需求是何等的迫 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