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学必多艺、关注民生与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明清实学思潮时期，重道轻艺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学术向经史子集等更为广博的文 化领域，和农、工、兵、商等具体应用学科拓展，表现出一种宽广的文化视野。如李贽 通晓“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 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袁中道：《李温陵传》，载《焚书》卷首），学术领 域相当宏阔。陈子龙则于兵、农等领域多有研究。黄宗羲、顾炎武、万斯同等更是“博 学于文”、贯通百家的大师。刘献廷也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 攻、器制，傍通博者，浩浩无涯矣”（王源：《刘处士墓表》）。汪中则“经传诸史，旁 逮医药种树之书，靡不观览。……凡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问而切究之”（支 传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汪中传》）。……在这一时期，“学必多艺”、“士农工 商皆应通晓”、“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用于世，不可不讲”（陆世仪 ：《思辨录辑要》卷一）成为实学思想家的共识，也成为这一时期治史的原则，使史学 研究领域大为拓展。
    这种拓展，首先表现为若干与经世致用关系密切的专门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如史 地学，以往只是王朝政治史中一个很小的附类，在明清时期，独立的史地类著作开始大 量出现，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 史方舆纪要》即为其优秀代表。
    边疆史地学，也在这股经世的热情下得以开拓并大大发展起来。如道咸之际，受到外 国殖民者觊觎我国边疆地区的刺激，边疆史地研究大兴，成为显学。龚自珍、张穆、何 秋涛、丁谦等人都在这方面颇有建树。
    中国传统史学一直着重于对王朝兴衰、政治制度、帝王将相的记述研究，目光往往局 限于庙堂之上，以致后世感叹二十四史只是历代帝王家谱。而明清时期的史学则走向社 会的各个层面。如农业史方面的巨著《农政全书》，如手工业史方面的巨著《天工开物 》，而阮元的《畴人传》则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家列传的科学史专著。中国历代史书中， 有关人物的传记可谓多矣，但对于科技领域中的人物，却少有涉及，尤其是这方面的专 著，几为空白。而这部46卷的专著《畴人传》，则收录了自黄帝至清代的中国科学家24 3人，附外国科学家37人，共计280人，“以谂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 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阮元：《畴人传序》）。此后，罗士琳《续 畴人传》、诸可宝《畴人传三编》、黄钟骏《畴人传四编》等相继而出，在科技人物这 个史学领域的薄弱环节作出了贡献。
    实学思潮中对“重道轻艺”在观念上的突破，还导引出一个更为积极的文化成果，这 就是对西方文化的接纳。西方文化重技艺，重应用，重自然科学，与中国实学思潮中“ 经世致用”、“学必多艺”的原则正相吻合，于是，西方文化作为“泰西实学”，就被 融入到明清实学之中。并且，对西学的吸收、研究，逐步由单纯的科学技术拓展到对其 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方面的研究，外国史研究开始繁荣起来。
    明清之际，已零星地出现了关于国外史地、技术等方面的介绍。《农政全书》和《天 工开物》中也有关于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的介绍，后来的《畴人传》中也有 对少量外国科学家的介绍。道咸以后，关于外国史的研究和著述大量增多，如魏源的《 海国图志》，王韬的《普法战纪》、《法国志略》、《扶桑游记》、《漫游随录》，黄 遵宪的《日本国志》，梁廷楠《海国四说》，徐继畬《瀛环志略》等等。这其中 最著名的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这部百卷本的史学巨著，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 、科技进行了多方面的介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原则，把经世致用和向外 国学习做为治史的原则。魏源也因此而成为“站在古代中国和近代分水岭上的文化巨匠 ”，成为当时最有成就、最负盛名的世界史专家。
    4.实学思潮与明清野史的繁荣
    野史是与朝廷认可的“正史”相对应的一大史学门类，多以笔记、诗话、随笔、漫录 、纪闻、杂录、丛话、野史、稗史等形式存在，由私家撰述而成。明清时期，稗史蜂起 ，家乘竞出，如雨后春笋，“不择地而发”。在《明史·艺文志》中记载的杂史类215 部、杂家类67部、小说家类128部作品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野史。全祖望也有“明季 野史，不下千家”之说。
    明清野史的繁兴，除了与史学内部的衍变规律有关外，明朝官修史书的阙略、明清之 际社会结构的变动和政局的动荡等社会历史状况也是其中重要原因。而实学思潮的推动 与影响，更是不可不提的重要因素。顾炎武曰：
    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