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其中尤以 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一书最为著名。《佛祖统纪》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大 最完整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佛教通史巨著。它以宏大而有机统一起来的著作体例、广博 深厚的内容、进步的史学思想，把宋代僧人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该书采择史料面广，资料翔实，编选精当，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思想价值 。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宋代的佛教史学，不仅丰富了佛教自身，扩大了它的社会 影响，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 重意义，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唐宋时期的史学变革对佛教史学的影响
    佛教进入中国后便有了佛教史学。“鉴于史学至少有着反映一种宗教形态来龙去脉的 功能，所以佛教史学也是全面认识中国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1]早在东汉年 间，中国就已出现了佛教史学。《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等早期佛教典籍的出 现，标志着中国佛教史学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和僧 史著作的出现，佛教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时，佛教史学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 。佛教原本并不重视历史，印度的神话和历史往往混淆在一起，有时不易区别是历史人 物或是神话人物。但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原本并不重视史学的佛教，在进入中国 后则出现了大量的史学著作。这一文化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从史学的角度来看 ，佛教史学作为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与宗教的双重功能。它的出现， 对中国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释志磐，号大石，南宋天台宗僧人，曾住四明（今浙江省鄞县）福泉寺及东湖月坡山， 不详其身世及生平事迹，只知其学识颇丰，幼年从儒者袁机受学，后出家学禅[2]（P225 9）。志磐生活的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作为传统学术思想文 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史学，由于受晚唐北宋中期以来儒学复兴思潮的强烈影响，也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重义理”、“重编年体”、“重正统之辨”的趋势，导致了 儒家史学在修撰过程中对佛教历史进行不实的记载。陈寅恪指出，“宋代史家之著述， 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3]（P240）。同时，史学领域内的这一变化，又引起了史学评判标准的变化。从西汉到宋初，中国古代 史学基本上遵循着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原则，注重对史料的编 辑，注重总结前代的兴衰成败，以便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但自北宋中叶以后，新儒学 的兴起对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往史学评判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儒家们 认为历史不应该是史料和史事的单纯记载，而应该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表现褒善贬 恶的“春秋”精神，并最终把“儒家思想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4]（P88）。苏 洵说，“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 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5]（《史论》），明确指出儒家经典应成为史学的指 导原则。在这一史风的影响下，“崇尚《春秋》而贬低司马迁、推崇编年而贬斥纪传的 史学观，与唐初已大为不同”[4]（P89）。《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 史书的修撰，反映了这一时期新史学风气的变化。欧阳修说：“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6] （P173）又说：“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7]（P570）林駧也说：“公（ 指司马光）之所论者，凛凛乎君臣父子之经，三纲五常之理，仁义忠信之道，岂非有关 于风教乎？”[8]（《通鉴》）明确指出史学领域内应该“振三纲”、“讲人伦”、“重人 道”。同时，这一风气的变化又影响了史书的编纂体例，即史书在撰写形式上深受孔子 《春秋》编年体例的影响。这样，中国古代史学在宋以后逐渐纳入了儒学范畴之内，演 变成为地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史学领域内的变革，反映了这一时期强烈的时代特 征。
    唐宋时期史学领域内的变革，对宋代佛教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史学领域内的“正统论”及其向“义理化”、“伦理化”的转进对宋代佛教史 学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一史论的影响下，历代正史中有关僧人的传记和佛教在 中国传播的记载，到北宋中期以后的《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唐 史记》、《唐鉴》等史书中一概删除。同时，这一史论又引发了新史家们以儒家的“正 统”来抗衡佛家的“法统”。欧阳修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 天下之不一也。”[9]（《正统论》上）因此，在史书修撰中，大发《春秋》精神，宣扬 三纲五常之道，从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的角度出发，对佛教“无父无君”有悖于传 统伦理的做法给予了猛烈的批判。这一史风，在宋代新修成的几部史书中都有所反映。 陈荣照指出，“利用和通过史书来宣扬伦常道德，显然比后来理学家高唱‘三纲五常’ 更能发挥其教育作用，这对于影响一代士风，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10]；陈寅恪也说 ，“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 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 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3]（P2 48）。两位学者的论述，是极为精辟的。面对儒家史书中“佛老之事悉删之”的局面， 佛教史学在宋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